杨光斌：良序社会，印度和中国不可比

杨光斌 中国人民大学政治系教授、国家治理研究院执行院长

对中印进行竞争性比较是世界政治中的一个经久不衰的话题。2014年，印度经统计方法调整后的经济增长率首次超过中国，“印度超越中国”的声音又热起来。由于被视为发展中国家西式“民主样板”，印度的“好消息”都会被西方放大，中国的“坏消息”也会被西方放大。按照当下生态的国际舆论去看中国和印度，基本上是不靠谱的。

这里提供一个根本性的比较尺度：良序社会。共同体之善业，是所有正常国家所追求的。在意识形态无处不在的世界政治中，“善业”的标准已经意识形态化，但是对普通百姓而言，最重要的就是要生活在秩序良好、治理有方的良序社会。良序社会说到底是国家与社会的关系，其中，国家有能力提供基本的公共服务，社会有活力并有创新力，最终达到一定程度的社会公正。

就中印的国家治理能力而言，仅反贫困的斗争就一见高低。按联合国的标准，中国在贫困人口线之下的目前是11%，而印度则是33%，4亿以上的人口还生活在贫困线之下。为什么是这样？研究印度的学者都知道，印度是一个“三节棍”国家，中央、邦和基层政治之间联系不起来，是一个典型的“断层社会”。这不，莫迪的人民党刚刚赢得全国大选而执政，民粹主义性质的平民党则以绝对优势赢得了首都新德里地区的选举。印度这样一个权力碎片化的国家，在国家治理上怎么能和具有民主集中制优势的中国去竞争？

屏蔽此推广内容　　但对印度“好制度”情有独钟的观察家往往会说，印度的私有制企业比中国有活力，社会民主也因为其发达的公民社会而更发达。言外之意，中国私企不如印度。果真如此的话，怎么理解美国专家拉迪研究所得出的中国私人企业对就业、经济增长贡献率和银行贷款使用比都在70%以上？印度IT业为什么没有能与腾讯、阿里巴巴和华为一比高下的国际级企业？这些人忘了一个常识，企业之上是国家能力，企业之下是社会结构。如果面对国家治理能力缺位而又置身于碎片化社会结构之中，这样的企业到底有多少活力和竞争力？

印度社会结构是一个活的历史博物馆，千年以上的房契和地契都还有效，几千年来的种姓制度不能被触动，统计基于种姓、部族之上的政党数目至少在2000个以上。在这样的社会结构中，政党政治和公民社会是很发达，在县城和镇上，每个星期都有游行示威。选举政治尤其发达，投票率特别高，原因是政党分肥，一旦一个党控制了一个镇政权或村政权，接下来几年的好处都归执政党。

中印之间国家与社会关系性质完全不同，决定社会公正程度的天然之别。印裔英国经济学家阿玛蒂亚·森在给世界银行的讲座中，反复说中国是印度的学习榜样。福山讲过一个故事：联合国为印度一个地区普及教育而投下巨资，结果5年之后，情况没有改变，孩子们依然没法去特定的学校上学。因此，公正社会不会到来，是国家治理能力和治理理念的产物。

中印两国在良序社会上的差距是客观的。话虽如此，并不意味着两国之间没有可资借鉴之处。在国家治理上，中国政府应该做减法，即减少对资源配置的作用以让市场发挥决定性作用；而印度则应该做加法，即增加其治理能力以实现其社会更加公正的愿望。只不过，两国的社会结构决定了，减法好做，加法难为，两国之间的差距不是短时间内能消弭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