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稻葵：中国经济的三大新增长点

在当前中国经济新常态下，中国经济的增长动力应该如何转换？经济体制改革应该改哪些方面？政府在全面深化改革中应该做什么、不应该做什么？这是值得思考的重要问题。基于这些问题的思考，我们对新常态下中国经济结构调整与增长动力转换，才能有一个清醒的认识和判断。

■中国经济结构已经在向好发展，这种发展趋势是市场经济激励带来的

实际上，中国经济结构调整的拐点在2007年到2009年之间已经出现，而且这种经济结构正在向好的方面发展。中国经济潜在长期增长率仍然比较高，目前之所以出现短期增长速度下降，其比较明显的周期性因素，既有国际的，也有国内的，既有政治的，也有经济的。基于此，我的推论是，在短期内某些重点领域的改革必须加快，目的是为了催生经济的新增长点，加快动力的转换，让旧的发动机逐步退出去。

按照国家统计局的数据，中国居民消费占国内生产总值（GDP）的比重从2010年开始往上走，从35%上升到2014年的36.2%。但事实上，中国经济中居民消费占GDP的比重从2007年开始就已经开始上升了，去年已经达到44.5%。需要指出的是，最近一个时期国家统计局测算居民消费越来越低估。国家统计局的测算依靠的是入户调查，但在实际操作中却无法得到中高收入家庭的广泛合作。而实际情况是，中国居民消费占GDP的比重从2007年开始就已经在上升，同时进口量也开始上升，相对而言出口量在下降。因此可以看到，贸易顺差占GDP的比重开始下降。贸易顺差下降，消费比重上升，这里面有一个非常重要的道理，即劳动收入占GDP的比重开始增长，这是中国经济发生的一个根本性变化。劳动收入比重上升跟消费是一致的，因为绝大部分的消费者收入来源是靠劳动，靠分红、利润赚钱的人毕竟是少数。劳动收入比重上升还有一个因素是劳动力市场逆转带来的。2008年，我国城乡收入差距开始缩小，农村居民纯收入增速与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增速开始同步。此前，农村居民收入基本赶不上城市居民收入的增长速度。到了2010年这种状况出现了逆转，农民工的收入增长速度超过了城里人的收入增长速度。

中国经济结构调整中出现的一系列正向上去的发展趋势，都是市场经济激励带来的。中国经济增长到今天这个阶段，市场经济体制开始发力了，我们要呵护这个趋势。

■未来一段时间内，中国经济仍能达到7%以上的增长速度

对于中国经济长期增长潜力的认识，目前有一种主流观点认为：中国经济增长速度正在下台阶，也应该下台阶。其中有这样一个说法，即消费、投资、出口、生产等几驾马车要同步降温，多只“靴子”都要落地，现在经济增长速度下降了，但是生产能力这只“靴子”还没有落地，所以经济增长速度还在下降。

我的观点与这种主流观点不同。第一，中国经济在中短期内（也就是从现在到未来五六年）的制约因素是在需求一侧。当前，国内每一个产业基本上都存在产能过剩的情况。所以，劳动力增长放缓并不是制约中国经济中短期放缓的主要因素。第二，不能只看劳动力的人数，还要看劳动力的素质。论劳动力的素质，中国在所有发展中国家中是最高的，我们有一大批初中或者高中毕业的蓝领工人。举个例子，印度文盲率是30%，妇女文盲率60%，非常高。而且印度的文盲定义跟中国不一样，不能签出自己的名字才叫文盲。我第一次去印度的时候，一下飞机就遇到一个东北人，他说是来修路的。为什么中国工人搞到印度去修路，明明印度工人工资更低。印度工人虽然工资低，但是工作两小时就要休息两小时。

关于人均GDP，我认为不能简单算一个绝对值就下定论。一个经济体的增长潜力，更多地取决于这个经济体与领先国家的差距，中国经济追的是移动的“靶子”。美国是世界经济发展国家的领跑者，人均GDP达5万多美元。美国经济在很大程度上是中国经济的标杆，它的商业模式，它的技术，都是中国不断学习的对象。目前，中国跟美国的差距还是非常大的，11000美元不是拐点，只有等到中国和美国差距缩小到一定程度，那个时候的人均GDP才是拐点。

研究中国经济长期增长潜力，应考虑以下因素：一是与前沿国家人均GDP的差距。按购买力平价算，2014年中国是美国的19%，要比较东亚国家和其他赶超国家人均GDP是美国19%时候的状况，而不是简单按照11000美元来计算。二是要考虑人口、文化、制度等禀赋。一个国家的基本制度、文化传统、人口素质，决定着这个国家未来长期增长的潜力。中国的人口素质比较高，宏观经济管理比较谨慎，财政整体上看基本上有盈余，储蓄率比较高，人民注重教育，同时经济开放度非常高，这样的经济体是具有赶超能力的。日本、韩国、台湾地区这三个经济体在人均GDP达到美国19%水平之后的下一个5年，都明显超过了7%。再通过和拉丁美洲国家比较，即使是最悲观的情况，2050年中国也应该达到美国的37%。基于以上的分析，我的判断是从现在开始到2022年，中国经济还是能够达到7%以上增长速度。所以，我们还是应该对中国的经济增长潜力充满信心。

■目前中国经济增速下滑，并不意味着增长潜力在下滑

也许有人会问：为什么现在中国经济的增长速度下滑了？我的解释是，增速下滑不是增长潜力在下滑，这就好比一辆跑在高速公路上的汽车，并不是它的马达不行了，而是出现顶风或者路面情况不好等情况，这是周期性因素，是短期因素。就目前中国经济增速下降的问题，我认为主要有三个短期因素。

第一个因素是房地产。过去几年，中国房地产市场真是太火了，提前把房子卖了。有数据显示，目前中国城镇居民人均住房面积是35平方米，89.9%的家庭有一套自己的住房，很多家庭不需要买房子了。结果去年房地产的投资增长速度降到10.5%，而整体固定资产投资增长速度是15%，很显然房地产拖了后腿。而去年之前的一般情况是，房地产增长速度超过平均的固定资产投资增长速度。房子卖多了，这几年需要消化。跟房地产逆相关的是理财股票，现在人们投资理财增值保值的兴奋点已经不是买房子了，而是理财、股市。

第二个因素是国际形势。现在全球经济除了美国、英国之外，整体上都在下滑，而且还出现了一个多年来没有发生的情况，即过去两年全球出口增长速度少有地低于整个GDP的增长速度。这种情况对中国经济发展，是很不利的。

第三个因素是缺少正向激励。现在不少地方政府不知道该怎么发力，因此也不愿意发力，担心发错力出现腐败和违规。据了解，国家希望尽快启动政府工作报告中规划的大型投资项目，但是地方政府承担不下来，不知道怎么配套。过去，地方政府是搞配套的，比如可以今天跟水利部门配套搞水利，明天跟铁道公司配套修高铁，钱可以东挪西挪，现在情况和要求不一样了，所以问题也就来了。

■基础设施建设、产能更新、消费，是中国经济三个新增长点

现在，中国经济是周期性的减速。我们不妨把眼光放远一点，看一看未来五六年或者10年到底哪些是中国经济的新增长点。这个情况看清以后，再来思考政府应该干什么，不该干什么。我认为，目前中国经济有三个新增长点。

第一个增长点是基础设施建设。我认为，中国居民目前缺的是公共设施。举一个例子，北京居民家庭平均电视机尺寸比英国伦敦的要大，家用电器的水平比伦敦的要好，住房面积也不比伦敦的差，家里的整洁程度比美国、英国都要好，装修也很漂亮，但是相对而言，出门环境与英美国家存在差距，也就是说中国的基础设施建设不够。例如，中国每百人移动电话88部，美国是93部，但是每百人宽带的拥有量，中国是13个人，美国、日本、欧洲是33个人，这是数量级的差距。这里面，宽带是公共产品，手机是私人产品。再根据IMF的数据，2010年中国人均基础设施拥有量仅仅是西欧的38%，北美地区的23%，日本、韩国的18%。根据这个数字来测算，假如中国花20年时间把人均基础设施量赶上西欧，那么未来5年，这项基础设施建设平均每年可以拉动GDP增长1.5%；如果想赶上美国水平，每年拉动GDP增长可以达到3.1%；如果想赶上日本、韩国，每年拉动GDP增长则可以达到3.9%。

第二个增长点是产能更新。我国大都市的大气污染主要是周边重化工业带来的。例如，北京周边存在3亿多吨的钢铁产能，解决策略只能是给政策搞置换，把破钢铁厂炸掉，引导投资去建世界上最先进的沿海钢铁厂。在德国鲁尔工业区，那里在莱茵河之畔炼钢，水是零排放，自我循环，降尘量是城里正常降尘量的一半，各种空气指标比城里搞得还好。中国经济并不差钱，如果1年转移1亿吨的生产能力，按曹妃甸的投资规模至少要8000亿元的固定资产投资。这还只是转移1亿吨产能，而现在我国有10亿吨的产能需要转移，我们至少可以用5年把一半产能转移出来。

第三个增长点是消费。现在，消费占GDP的比重开始往上走了，再过四五年应该能够达到50%左右，那时候消费就会成为中国经济增长的动力。

要推动形成中国经济的这三个增长点，政府需要做以下三件事：

第一，改革投融资体制。这是当务之急。当前，中国基础设施建设是一个增长点，但问题是还没有找到一条为基础设施建设投资的融资方式。在这方面，我们应该学习世界银行的基本办法，成立一系列长期投资建设基金。这个基金首先由政府拿一笔钱做担保，向市场发放长期债务，这样债务利率就能下来。然后到各个地方评估，哪个项目好就给哪个项目投，而不能让地方政府自己说了算。而且，这种长期债务要公开，要让资本市场投资者不断监督这些投资基金的运行。

第二，正向激励。当前我国正在进行的反腐很重要，但是除了对地方党政干部讲八项规定之外，还要有正向激励，应该谁干得好就奖励谁。对于党政部门来说，不能认为提拔干部就是激励。组织行为学告诉我们这个是不够的，因为概率太小，所以激励太小。

第三，环保升级。要给环保部更多的职责抓违规产业，同时也要给环保部一点自己的基金，用来给环保部认为可行的项目补贴。因为如果环保部的职责只是抓违规，那么环保部就变成了高级城管，环保可能永远无法搞好。但是，如果把环保跟发展紧密地放在一起，那么就厉害了。换言之，环保部不仅要有“牙齿”，还要有“钱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