阎学通：大国国际秩序观既要好听还得好用

阎学通 清华大学当代国际关系研究院院长

区分国际秩序、国际体系、国际格局和全球治理

英国带头突破、美国阻碍参加中国倡导的亚投行，使国际秩序的研究成为学界热点。国际秩序研究的“大跃进”似乎要来临，很多单位建立智库要研究国际秩序问题。然而，研究国际秩序问题首先要明确国际秩序是什么？“国际秩序”“国际体系”“国际格局”“全球治理”四者相关联，但它们性质不同。区分这四个国际事务的不同是分析国际秩序变化趋势的前提。

“国际秩序”是由权力分配、国际规范和国际机构三者构成的。权力分配在当今主要是指规则制定权的大小，国际规范是指对国际行为约束的规则，国际机构是执行国际规范的组织体系。研究国际秩序变化主要是分析这三要素的变化趋势。人类社会秩序与自然界秩序的重大区别之一是，前者是指客观社会与主观目的或价值标准相一致的状态，而后者则指规律性的运动，与人的主观目的无关。例如，图书馆的书按类别摆放就是有秩序，按薄厚摆放就是没有秩序，而地球围着太阳转只要有规律，无论向何方转都是有秩序。“国际秩序”就是指国际社会现状与主导国的政治目标或价值标准一样的状态。

由于主导国家和非主导国的政治目标和价值标准是不同的，于是主导国所建立起来的秩序难以得到非主导国的接受。这就是为什么，一些国际媒体不将冷战后美国发动战争的行为视为挑战国际安全秩序，但却认为中国建立亚投行挑战了现行的国际金融秩序。由于主导国的政治目标和价值标准是判断国际社会是否有秩序的重要标准，因此有了中国要提出自己“国际秩序观”的问题。

“国际体系”与国际秩序不同，它是指一个客观的社会系统，与人的主观认识无关。国际体系由国际格局、国际规范和行为体三者构成。例如，冷战体系是两极格局、霸权规范和主权国家为主的行为体。冷战后国际格局发生了变化，但国际规范和行为体并无质的变化，因此国际体系依旧。无论各国如何认识二战后的国际体系，都只能在客观的国际体系内互动。由于国际体系是指一个客观的社会系统，因此没有“国际体系观”的问题。

“国际格局”是指大国实力对比和大国战略关系相结合的国际政治实力结构。它是国际秩序中权力分配的基础，但它并不等于权力分配。例如，冷战时期，在两极格局的基础上形成的是美苏分别拥有东西方地缘政治主导权。现在的两极化趋势很可能形成新的两极格局，但在新两极格局基础上形成的中美权力分配将不同于冷战时的美苏权力分配。未来国际主导权的分配将很可能不是地缘性的而是领域性的。以我国双重领导或双首长制作比喻，在经济领域和安全领域中，中美主导权的分配将是不一致的。

全球治理和国际秩序是责任分配和权力分配之别。“全球治理”是指世界各国承担参加集体行动应对共同问题的责任。各国承担责任的多少不是以权力大小为基础的，而是以实力大小为基础的。这意味着，权力与责任之间发生背离的现象是不可避免的，即权力大的国家不必然承担比权力小的国家更多责任。在防止温室效应的控制二氧化碳排放的全球治理问题上，这一点表现得非常明显。有了国际秩序并不必然就能进行全球治理，这如同避免了战争并不等于就能控制住二氧化碳排放。

中国应谨慎提出自己的国际秩序观

崛起大国提出自己的国际秩序观是个常见现象。一战后美国总统威尔逊提出建立世界政府的国际秩序观，二战结束前美国总统罗斯福提出建立联合国的国际秩序观，苏联提出共产主义的国际秩序观。今天中国崛起加速，提出自己的国际秩序观无可厚非，但需要谨慎。

研究中国应提出什么样的国际秩序观应汲取历史经验。威尔逊提出理想主义的国际秩序观，无果而终。2005年以来我们提出了许多关于国际秩序的观念，也未能影响国际秩序标准的改变。然而上世纪50年代我国提出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则影响了国际秩序的判断标准。前事不忘，后事之师。

各国的国际秩序观是不同的。推行本国的国际秩序观需要特别慎重。搞不好就会卷入意识形态之争。很多发展中国家把美国推广其国际秩序观的做法视为霸权主义。美国政治学家摩根索认为，通过征服和控制人们的心灵来改变国家权力关系是文化帝国主义的政策。冷战历史表明，意识形态对立是冷战形成的重要条件之一。在中美两国的国际秩序观不同，且两极化不断加强的趋势下，提出什么样的国际秩序观能避免重回冷战是一个重大问题。

随着中国实力地位的上升，中国的国际权力不可避免地会增加，其他大国，特别是美国的国际权力将减少，而建立国际新秩序的本质又是国际权力再分配的问题。在这种客观形势下，向世界提供中国的国际秩序观，其他国家会从正面理解我国不寻求世界主导权的善意，还是从反面认为我国渴望国际权力，是一个需要慎重评估的工作。新中国的历史表明，极左和极右的思想观念都对国家有害，但极左思想造成的历史灾难远远大于极右思想。如何避免极左思想对我国国际秩序观的负面影响是一个非常现实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