毋庸置疑，我国刑法在实际执行中存在着“死刑偏重”的问题，因而此次刑法修正案(八)取消了13项死刑罪名，也符合逐步减少死刑的大趋势。但减少死刑不等于降低法律的威严和门槛，法律的生命力就在于能根据社会的发展需要和现实情况，随时作出调整。眼下，醉酒驾车、飙车、恶意欠薪等行为发生几率越来越大，其社会危害性也呈现出逐渐扩大之势。法律对此坐视不管，实际上就是一种间接的纵容。在这种背景下，将醉驾、飙车等危险驾驶行为，拒付报酬、恶意拖欠工资等正式入罪，既是时代之需，也是法律保护民生的应有之义。【详细】
5月10日，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张军在全国法院刑事审判工作座谈会上表示，对醉酒驾驶者追究刑责应慎重，不能认为只要达到醉酒标准驾驶机动车的，就一律构成刑事犯罪，应与行政处罚注意衔接。
张军的这番讲话本无可指责，但被媒体简化为“醉驾不一定入刑”之后，却如一石激起千层浪。专业人士的批评多集中在张军讲话的时机上：一个新法刚开始实施，其效应正在显现的时候，你就出来喊担心；就算你说的是真理，多少也有些不合时宜。而更多的人认为，张军讲话将本来确定无疑的醉驾入刑规定讲晕了，甚至有人怀疑张军是在为某个或某几个特殊利益集团做代言！
这里我们不想对社会舆论的是非作评论，因为社会舆论的一大特点就是将复杂问题简单化，因为简单所以传播越快影响就大；因为简单又快捷,所以常常失真。
作为学者,我们的任务常常是要将简单问题复杂化；而这样做,并非期望将事态复杂化,而只是希望还事物以本来面目。【详细】
像第13条但书这件事，本来就没有必要由最高法院站出来说话，办案法官自己就应当有这个担当。但我们长期以来养成的一遇疑难问题就向上请示汇报的司法惰性，扼杀了第一线法官的主动性和创造性，致使我们的刑事司法走入了“一统就死、一放就乱”的怪圈。
我认为，首先，除了最高法院系统内要加强自上而下的沟通，还得同公安部、最高检加强横向沟通，把一些执法中的疑难问题尽快明确，如醉驾的标准如何把握，是否继续沿用行政处罚的醉酒检测标准，还是说可以适当提高，因为从有关资料来看，我国的醉驾标准较之美国、日本等国，确实偏低。
其次，面对新生事物，我想我们的司法机关还是要有适当的克制，而不要一味从严。这方面，一是要在强制措施方面加以克制，我主张对醉驾这类危险驾驶者审前尽量不要羁押，采取取保候审即可，因为他毕竟不是杀人犯、恐怖分子等重大恶性犯罪。二是量刑也不要动辄顶格，像高晓松一案，初犯就判了顶格6个月，再犯怎么判？【详细】
法律既是武器，也是底线。柏拉图说法律是“金绳索”，他说，“每个活着的人都受着自己感情的支配，感情是善德和邪恶交汇点。但在牵引我们行动的所有动力中，惟有法律是金质的、神圣的”。而5月1日的凌晨一到，这一抽象的法条、罪名立即成为司法者手中的利剑，成为醉驾者的梦魇，也成为诸多公众的醒酒汤、戒酒药。我相信，我们一直走在前进的路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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