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件概述

4月20日，《经济观察报》报道称山西吕梁文水县女商人王辉15年未上班吃空饷，后竟变身副县长。此事在国内引发热议。

王辉1970年出生，1990年山西省行政管理学校毕业，之后进入文水县民政局工作。工作仅仅两年，即于1992年到北京经商，与丈夫王建中一起成立山西雪恩集团。经商15年后，于2007年底又进入文水县政界。第三年，即2010年4月，升任县政协副主席。第四年，即2011年6月，改任副县长。随后，吕梁市委组织部表示，已派出由该市市委组织部、市纪检委、文水相关部门负责人组成的调查组调查此事。

22日下午，爆料此事的记者称接到山西线人电话“王辉派人给接受过采访的人送东西，要求我们改口，拒收东西，对方称，不改口就制造交通事故，撞死你”。吕梁市委调查组回应“女县长恐吓线人”一事，当事人表示王辉只送礼并未威胁。

舆论围观离不开“官商”二字

媒体在报道此事件时，标题都会使用“女商人”和“县长”两个词。网络搜索关键字围绕着女商人、副县长、吃空饷、政治任务、恐吓举报人。这些词关联起具有引申意义，引起舆论的围观。围观热点在于官商角色二次转换的方式、动机以及手段。该事件连续两天成为搜索引擎热搜词，可见公众对其的关注程度。随着媒体对此事的报道减少，网友的关注度也逐渐下降。由于事件总有新发展，因此媒体对此事报道持续了近一周的时间，关注周期相对较长。

舆论已经把此事定性为“官商勾结”的典型案例。王辉当选副县长的过程中处处透着玄机，而后又发生送礼和威胁举报人的事件，媒体人也对调查过程提出疑问。舆论围观离不开“官商”二字，充分反映了社会对于官与商之间暧昧不清的关系的质疑，以及在官员任用上类似于“萝卜招聘”等不公平现象的排斥。

地方选举有猫腻，文水政府自拆台

在记者调查期间，共有7位文水县级领导证实王辉“15年吃空饷”、升副县长是“政治任务”、利用职权之便开高尔夫球场确有其事。其中包含王辉15年前所属民政局的前后四任领导。

王辉对于这三方面质疑也给出了回应：经商不算下海，每年都包着村；升县长是命好；没有强占土地，已签合同。但是显然王辉的回应并没有争取到舆论的认同，威胁举报人的行为曝光已经使王辉丧失了最后挽回舆论态势的机会，而随后的澄清的影响力远不如之前的曝光丑闻的震撼效果。

在整个事件中，地方政府吃空饷、套工资、考核违规、操纵选举、违规用地、滥用职权、行贿、干预司法等现象也被揭露出来。反映出来地方政府工作中长期且普遍存在的沉疴痼疾。

包括县政协主席和三任民政局局长在内的多名重量级人物指控已经撼动了王辉的副县长宝座。在王辉选举副县长期间，由于部分领导操纵选举引起分歧和不满，因此造成了文水县领导自拆台。

深度报道发力，发挥媒体社会干预功能

此次是典型的媒体倒逼政府作出应对。舆论起于《经济观察报》记者刘志明和胡飙的调查性深度报道，报道了悉数女商人王辉的简历，更用“15年空饷：三任局长的证词”，“从商人到副县长：县里的政治任务”，“ 经营公司与开办高尔夫球场：官商之道”三段介绍了王辉如何自由转换于官商之间的细节。

深度报道概念诞生于40年代，是报纸为应对电子传媒竞争发展而来的。在西方有解释性调查性报道体裁基本属于深度报道范畴，如电视中的焦点新闻，新闻透视。

相比于来自微博、论坛等自媒体的信息，以及消息类新闻，深度报道更加具有全方位的认识功能、社会干预功能和媒体提升功能。当“吃空饷女商人成副县长”的报道出现，公众自然被资料详尽、调查深入、证据充分的调查吸引和引导。因此，这篇报道一出，既已经把事件定性，当地政府不得不做出回应，也推动事情的解决。

随后，《经济观察报》总编助理王克勤用微博披露举报人遭到威胁以及调查组的调查情况。跟踪事件的进展起到了监督调查和执法的作用。

在社会上掀起强大舆论场的事件当中，媒体的深度报道扮演着很重要的角色，其全面、权威的特点发挥了媒体的社会干预功能。尼克松政府的“水门事件”就是调查性报道的杰作。

舆情点评

在王辉成为副县长的整个过程之中，她将官场内部的一些“潜规则”表现得淋漓尽致。

《公务员法》第九章第五十三条规定，“公务员必须遵守纪律，不得从事或者参与营利性活动，在企业或者其他营利性组织中兼任职务。” 然而，地方政府时常被领导指示和与权力有千丝万缕联系的商人困住手脚，明知违规违法仍然无法改变局面。原因之一在于没有有力的监督机制；原因之二在于地方选举信息不透明，暗箱操作屡见不鲜；原因之三，官员随意“下海”又“上岸”，管理存在漏洞。

如果官商“旋转门”缺乏公正透明，存在暗箱操作与权钱交易，那么这种“上岸”不仅无法促进人才流动，反倒为入仕的商人以权谋私大开方便之门。这不仅损害了社会公平，同时也严重损害了政府公信力，更严重的是挑战了民主选举的基本原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