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年第15期,总第36期 / 7月13日
我想要相信
相信是一种依赖性的情绪,相信对方就意味着把自己的一部分交付他人掌控。这一部分,可以是物质上的,就像我们相信理财机构,就会把财产交付它来掌控;也可以是精神上的,就像我们在爱情中相信另一半,就会把自己的情绪交付他或她来掌控。掌控得好,可以像推拿一样舒服,掌控得不好,那就是对自己的蹂躏。
最近,在人民与公共权力的博弈过程中,信任就像一小撮跳跃的火苗,不太稳定。当涉及到费用问题时,这信任的火苗就更加脆弱了。自四月开始,有关“三公消费”的新闻不绝于耳,从温州市推行公车货币化改革,到禁止公务宴请消费鱼翅,再到广州城管局人均5.7万元的“周游列国”,最后以出台《机关事务管理条例》收尾。一连串的新闻把“三公”中的公车使用、公款吃喝和公费旅游占了个遍,就如同雨季的降水,一场接一场地几乎浇灭了那撮本来就微弱的火苗。
鲁迅说过“我向来是不惮以最坏的恶意来推测中国人的”,可惜的是鲁迅只能代表他自己。而现实中的我们有时正在笃定地,用最坏的恶意来揣测事实。不少人习惯用“凡事被公布的一定是虚假的,凡事我能想到最坏的一定是真是的”这样的态度为自己开道。
我们为什么不容易相信公共权力了呢?
其实,这一切只源于社会正在从暗箱走向透明。早期因为不可见的暗箱而恐惧,所以我们寻求透明,然而又因透明带来的事实而失望,所以产生对公权的不信任。我们不能把这种信任坍塌归咎于社会愈发透明,这是鸵鸟心态,但是可以把这种单方面的信任收回,看作一种对公共权力不满的表达方式。
全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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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评委:“评选时受到压力,三强结果并非我们评出来的,对该结果也相当失望。” -
陈小二:“如果连选美都被潜规则霸占,我们连基本的美丑都不辨了,还怎样讲究生活中的美,发现生活中的美呢?主办方不能侮辱公众的眼力与智商,潜规则盛行的年代,任何异于常识的事件,都值得质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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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众:“既然这个新闻片段是专门做艺术品的,怎么能这么不尊重艺术品?谁在遮谁的丑?” -
万晓娟:“当我们提出‘文化强国’的口号时,艺术与低俗的界限问题也就随之急需要解决。如果艺术与低俗仍然不分,实现文化大繁荣大发展的目标可能也有难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