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何时候都讲政治，开展严肃认真的党内政治生活，是中国共产党区别于其他政党的重要特征。2017年2月13日，习近平总书记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学习贯彻十八届六中全会精神专题研讨班开班式上的讲话中，对为什么要讲政治作了深刻论述，指出：讲政治，是我们党补钙壮骨、强身健体的根本保证，是我们党培养自我革命勇气、增强自我净化能力、提高排毒杀菌政治免疫力的根本途径。
现代政党本来就是围绕一定的政治纲领、按照一定的政治路线，为实现一定的政治目标而组织起来的政治组织，讲政治是政党的内在要求。正如毛泽东同志指出的“我们共产党人从来不隐瞒自己的政治主张”（《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059页），中国共产党作为马克思主义政党，从不讳言自己的政治属性和奋斗目标。旗帜鲜明地讲政治，是中国共产党一以贯之的要求，也是党的优良传统。
早在1929年古田会议上，毛泽东就对当时红军中那种将军事与政治对立起来，认为军事好政治自然好、军事不好政治也不好的观点，进行严肃批评，强调“红军是一个执行革命的政治任务的武装集团”，要“从教育上提高党内的政治水平”，要“教育党员使党员的思想和党内的生活都政治化，科学化”，并将“政治观念没有错误”（《毛泽东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79页、第80页、第84页、第90页）作为新党员入党的重要条件。
抗日战争爆发后，面对第二次国共合作的新形势，毛泽东明确提出领导干部要努力成为无产阶级政治家。他指出：“使我们的干部不但能治党，而且能治国，要懂得向全中国与全世界人民讲话，并为他们做事，要有远大的政治眼光与政治家的风度。”（《毛泽东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60页）1938年4月9日，毛泽东在回答抗日军政大学学员提出的“抗大学习什么”的问题时表示，首先要学习的是一个正确的政治方向；其次要学一个达到及完成这种政治方向的工作作风——艰苦奋斗的工作作风；再次是要学点战略战术，因为抗大是军事学校，要学做一个军人，学点军事本领。他指出，有了“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艰苦奋斗的工作作风，加上灵活的战略战术”这三样东西，“便能够最后战败敌人”。他在纪念抗大成立三周年时，更是明确将“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艰苦奋斗的工作作风，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毛泽东文集》第2卷，第116—117、第188页）确定为抗大的教育方针。随后他进一步强调，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与艰苦奋斗的工作作风是不能脱离的，“没有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就不能激发艰苦奋斗的工作作风；没有艰苦奋斗的工作作风，也就不能执行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毛泽东：《国民精神总动员的政治方向》，《新中华报》1939年5月10日）。
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仍一再提醒广大干部要保持清醒的政治头脑，高度重视政治工作。在1955年召开的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会议上，毛泽东要求“所有的省委书记、市委书记、地委书记以及中央各部门的负责同志，都要奋发努力，在提高马克思列宁主义水平的基础上，使自己成为精通政治工作和经济工作的专家。一方面要搞好政治思想工作，一方面要搞好经济建设”。随后他还提出了“政治工作是一切经济工作的生命线”（《毛泽东文集》第6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396页、第449页），“没有正确的政治观点，就等于没有灵魂”（《毛泽东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226页）等一系列重要观点。
在改革开放的进程中，邓小平一再强调各级干部要讲政治，要善于从政治上观察问题和处理问题。早在1979年召开的理论工作务虚会上，邓小平就指出：“马克思主义的思想理论工作是不能离开现实政治的。我这里说的政治，是国内外阶级斗争的大局，是中国人民和世界人民在现实斗争中的根本利害。不能设想，离开政治的大局，不研究政治的大局，不估计革命斗争的实际发展，能成为一个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家、理论家。”（《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179页）随后他又强调，改善党的领导，最主要的“就是加强思想政治工作”，要求党的领导机关除了掌握方针政策和决定重要干部的使用以外，“要腾出主要的时间和精力来做思想政治工作，做人的工作，做群众工作”（《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365页）。1986年8月，邓小平在视察天津时又明确指出：“改革，现代化科学技术，加上我们讲政治，威力就大多了。”在这次谈话中，他提出了一个非常重要的观点：“到什么时候都得讲政治。”（《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66页）
讲政治是具体而不是抽象的，不能纸上谈兵、空喊口号，而是要落实到党的领导、党的建设和党所领导的各项事业中去。在不同历史时期，党所面临的形势、所要完成的主要任务和中心工作是不同的。例如抗日战争时期，党的主要任务是打倒日本帝国主义，抗日就是当时共产党人最大的政治。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党的工作重心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为此，邓小平明确指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是我们当前最大的政治，因为它代表着人民的最大的利益、最根本的利益。现在，每一个党员、团员，每一个爱国的公民，都必须在党和政府的统一领导下，克服一切困难，千方百计地为实现四个现代化贡献出一切力量。”（《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163页）由此可见，共产党人的政治与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是紧紧联系在一起的。共产党人讲政治，最根本的就是要自觉维护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也正因如此，习近平总书记一再强调：“民心是最大的政治。”要把人民拥护不拥护、赞成不赞成、高兴不高兴、答应不答应作为衡量一切工作得失的根本标准，也作为衡量中国共产党人是不是讲政治的根本标准。
历史和现实表明，要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并在此基础上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离不开中国共产党的领导。而党要充分行使好历史与人民赋予的领导责任，就必须加强自身建设，必须全面从严治党。办好中国的事情，关键在党，关键在党要管党，从严治党。只有全面从严治党，才能推进全面深化改革、全面依法治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这就要求全党同志必须进一步增强政治意识、大局意识、核心意识、看齐意识，自觉维护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权威，自觉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与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要求增强党内政治生活的政治性、时代性、原则性、战斗性，敢于直面问题，勇于自我革命，不断提高自我净化能力；要求各级领导干部严格自律，担负起管党治党的政治责任。
讲政治的目的在于统一全党意志、凝聚全党力量，为实现党的纲领和目标而共同奋斗。在抗日战争最困难最艰苦的阶段，中共中央从1942年春起，首先是高级干部，然后是全体党员开展了广泛深入的整风运动，即著名的延安整风。延安整风历时三年多时间，主要采取集中学习、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等方式。中共中央不但将在延安的干部组织起来进行整风，而且将各战略区一大批重要干部集中到延安参加整风运动，各地党组织也将本地干部集中起来开展整风。表面上看，前方的干部有所减少，但是从长远看，由于通过整风极大提高了全党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水平，特别是提高了党的高级干部运用马克思主义解决中国实际问题的能力；同时通过整风提高了广大干部的思想觉悟，肃清了党内长期存在的宗派主义影响，消除了由于客观历史原因而形成的党内山头主义，从而真正实现了全党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的完全统一，提高了党的凝聚力与战斗力；在延安整风过程中形成了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中央领导集体，确立了毛泽东思想在全党的指导地位，这就为抗日战争和随后的人民解放战争的胜利，奠定了基础。反对主观主义以整顿学风，反对宗派主义以整顿党风，反对党八股以整顿文风，是延安整风的主要内容。学风党风文风问题，说到底都是政治问题，延安整风中讲政治就是反对三个主义。如果没有延安整风讲政治，就不会有中国共产党在随后的几年取得反帝反封建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彻底胜利，就不会有中国共产党在全国执政地位的形成。历史经验表明，通过讲政治，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成果特别是最新成果武装全党，统一全党同志的思想认识，维护党的团结统一和党中央的权威，就能够进一步地促进党在每一历史阶段中心任务的完成。中国共产党作为马克思主义政党，讲政治是突出的特点和优势。没有强有力的政治保证，党的团结统一就是一句空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