祝灵君 中央党校党建部副主任、教授
1956年11月12日，毛泽东在《纪念孙中山先生》一文中指出：到二十一世纪的时候，“中国将变为一个强大的社会主义工业国。中国应当这样。因为中国是一个就有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的土地和六万万人口（当时的人口数量，如今已超过十三亿。作者注）的国家，中国应当对于人类有较大的贡献。而这种贡献在过去一个长时期内，则是太少了。这使我们感到惭愧。” 1977年10月27日，邓小平在会见瑞典客人时也指出：“只有改变落后状况，才能对人类做出比较多的贡献，那时候大家才会真正相信中国是可以的。”此后，中国共产党人一直沿着“为人类文明做出更大贡献”的目标努力奋斗。
今天的中国正处于一个“伟大复兴”前夜，正如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秘书长Angel Gurria在给英国著名历史学家安格斯.麦迪森所著的《中国经济的长期表现》一书的序言中评价中国：“当他们（历史学家）进一步放开历史视野时，他们将看到那不是一个崛起，而是一个复兴。”今天的中国无论面临多少问题、多少挑战，如果把它放置于整个世界舞台上进行比较，用大历史观进行审视，可以毫不谦虚地说，中国是成功国家治理的典范。这个成功国家治理的背后，是中国共产党。
2014年3月应德国科尔伯基金会邀请，习近平同志在柏林发表演讲时提出“中国方案”。此后，习近平同志多次提出中国愿意为全球治理贡献智慧。2016年7月1日，习近平同志在中国共产党成立95周年大会上表示：“历史没有终结，也不可能被终结……中国共产党人和中国人民完全有信心为人类更好社会制度的探索提供中国方案。”“中国方案”一词一经提出，立即在海内外引发广泛热议，它表明中国共产党已经超越了“中国模式”的认知，能够而且愿意为世界各国提供治国理政的经验，能够而且愿意为人类社会的发展与繁荣做出更大贡献，这才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真正归属——为人类文明做出更大的贡献，实现“共赢多赢”。
大党治理大国，有人使用了这样的比喻：中国共产党治理的是世界上最大的“无限责任公司”，能够成功治理这个全球最大的“无限责任公司”的方案，一定能对治理世界任何一家“有限责任公司”有借鉴价值。这些基本经验有：
一个有理想的执政党，必须把自己的命运与国家、人民的命运关联在一起，必须站得更高，看得更远，自觉承载国家和民族赋予的历史使命，实现历史使命与理想信念的有机统一。
一个长期执政的政党必须克服官僚主义，时刻回应民众的基本诉求，与民众在一起，形成命运共同体、行动共同体的同心圆关系。
在一个贫穷落后的大国，要迅速实现国家的现代化，执政党不仅要善于执政，提高执政效率，更要善于领导国家，汇聚各方面资源，有效克服现代化进程中的各种体制机制和人为的障碍，建立并完善现代国家治理体系，提高治理能力。
一个国家的政党制度应该在本国土壤当中“长”出来，不能简单从国外“抄”回来。长出来的有生命力，抄出来的没有生命力。一个国家无论选择什么样的政党制度，但必须以维护社会稳定为前提，以解放和发展生产力为前提，把实现“众意”与实现“公意”统一起来。
任何一个执政党不能不把发展经济作为自己最重要的执政源泉，但是经济增长并不一定带来执政党认同，世界上有许多执政党的光芒在实现经济快速增长的时刻戛然而止，黯然退出历史舞台。因此，一个有作为的执政党必须既重视“做大蛋糕”，也重视“分好蛋糕”，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观，让全体人民共同享受发展带来的物质福利与精神愉悦。
国家越大，治理的难度就越大，大国治理需要一大批实干型干部实心实政。一个长期执政的政党要善于发现优秀的政治人才，并把这些政治人才输送到各种岗位上磨滚打爬，积淀丰富的执政经验，才能更好地应对各种风险与挑战。因此，既要用选举的方式，也要用选拔的办法把一些好干部培养出来，挑选出来，使用起来，管理起来，更好实现治国理政目标。
一个长期执政的政党还要善于治理好一个迅速变化的基层社会，从外部为基层社会植入核心价值观，发挥家庭、社会组织、宗教、网络等力量有效参与、协同共治，但前提是党必须有一个强大的有战斗力、凝聚力、创造力的基层组织，实现对基层社会的再组织化。
一个长期执政的政党在自身建设上不可避免会沾上各种细菌、病菌，甚至会产生执政“疲劳”、人民的“审美疲倦”。通过持之以恒管党治党，全面从严治党，不断增强先进性、纯洁性，用“自身硬”去打国家和社会治理这块“硬的铁”。
大家好才是真正好。一个长期执政的政党还必须时刻观国际大势，谋国内大事，坚持各国间彼此互为权利与义务，运用大国能量努力构建与各国平等、开放、合作、共赢的伙伴关系，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让世界上每一个国家得到更好发展的同时，推进本国繁荣与发展。
这些方案要真正变成现实，必须依赖一个基本前提：拥有持久强大的国家领导力。在当代中国，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这个“前提”的前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