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洲文化视野中的中国：形象与价值
自《马可·波罗游记》以后，对“中国”的认知就成为欧洲文化不可或缺的内容。从那时起，欧洲在相当大程度上就是通过认识中国来认识世界的。主要原因是中国与欧洲地处欧亚大陆的两端，相互对视又长期隔离。历史上，中国曾长期领先于欧洲，让欧洲产生了非常大的迷惑。近代以后，欧洲超越并击败了中国，中国在欧洲文化视野中的形象完全改观，从一个“尽善尽美的帝国”变成了“愚昧落后的国家”。直到20世纪90年代开始，欧洲又不得不重新与一个不断崛起的中国打交道。中国再一次成为欧洲认识世界的重要参照物。
一、中国在21世纪重新成为欧洲的文化聚焦
无论是欧洲的媒体还是学术界乃至社会各界，进入21世纪以后，中国成为欧洲文化的聚焦。这种情形与欧洲在18世纪中期以前对中国的认知颇为相近：对中国的一切都充满了兴趣与好奇。没有别的原因，就是因为中国的经济领先于欧洲，也因为这样，不少欧洲人都认为当时的中华帝国制度都是“最完美的政体”，甚至认为在中国已经实现了柏拉图式的“理想国”。今天，欧洲对中国的认识同样充满了好奇同样是源于经济发展。
1、从中国方面来看，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经济发展迅速，一直保持着两位数的经济增长速度，即便是近年来中国在发展理念上倡导经济发展新常态，即不再追求经济增长的速度，而是更注重发展的质量，中国经济依然是世界经济发展的领头羊。与经济发展相关的是，中国现代化开辟了一条不同于西方的道路，不仅对其他发展中国家产生了一种示范效应，而且也让长期来经济处于低迷的和备受金融危机困扰的西方发达国家，也看到了另外一种希望，甚至是西方后现代化社会发展的另一种选择。另外，但也同样重要的是，在迅速崛起的同时中国走和平发展道路，不仅内部要避免陷入“中等收入陷阱”，而且在国际体系中也力避“修昔底德陷阱”，这是对西方历史大国崛起进程的超越，也是对中国自己大国成长历史的超越。
2、从欧洲方面来看，近代以来，欧洲代表者繁荣、富裕，二战结束以后，欧洲更通过自己的一体化进程，开辟了一条地区和平治理的道路，也为全球治理展示了一种新的范式。但是，冷战结束以来，欧洲并没有因苏联的解体而感到更加安全，相反，一方面大国的地缘政治争夺导致欧洲东部地区地缘碎片化、局势动荡化；另一方面，恐怖主义、极端主义也如幽灵一样在欧洲飘荡。此外，战后以来的不断累积起来的难民危机，也不断冲击欧洲并且一定程度上已经演化为欧盟政治危机。而欧洲更大的困境在于，自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欧洲经济始终没有走出危机的困扰，欧洲多国甚至旋入严重的财政危机以至于政府破产。因此，欧洲似乎从中国的经济发展中国看到了“隧道尽头的光明”。
3、中国提出的“一带一路”倡议，核心内容就是通过“互联互通”来推进亚欧大陆各国的经济发展。这无疑对欧洲走出金融危机和实现经济复苏具有重要意义。“一带一路”倡议核心是经济发展，但经济发展也需要文化支撑，更需要文化对话。经济发展不能在文化的隔离和文化的猜忌之中实现，文化多样化的现实客观上需要不同文化之间的对话，只有文化对话才能实现民心相通，消除文化猜忌，这样才能“美美与共”，走向世界大同即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因此，中国在21世纪成为欧洲文化的聚焦，同样，欧洲也处在中国文化的视野之中。相互对视又相互认知并形成共识。
二、欧洲文化镜像中的中国形象变迁
欧洲文化视野中的中国形象是随着中欧政治关系的变化而变化的。或者说，中欧政治关系是影响欧洲对中国形象认知的最重要的变量。冷战结束以来，欧洲对中国形象的构建大致历经了两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是冷战结束后说的十年左右，欧洲文化视野中的中国形象包括：
1、不民主的中国。这种认知，一方面是由于冷战时期长期的相互隔离及非常有限的交往，以及意识形态的巨大差异，导致欧洲对中国存在着刻板认知。另一方面，20世纪80年代末的政治风波更加强化了原有的刻板认知。 2、不尊重人权的中国。这种认知主要是基于欧洲自己价值中关于人权的普遍性来衡量中国人权状况的。但问题是，正是由于中欧之间长期缺乏深层次的交往，欧洲对中国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发展的情况不了解，更不清楚中国人权水平迅速提高的情况，对中国的认知仍然停留在20世纪80年代前的水平上。此外，欧洲用自己作为后现代性的人权标准来衡量作为发展中国家的人权状态，欧洲不清楚当时的中国最迫切的问题是解决贫困问题，在这种国情之下，中国人权的核心内容无疑使是生存权和发展权。这种衡量标准的差异，导致欧洲对中国形象认知的曲解。 3、国际体系的搭便车者。冷战结束后不就，中国全面融入国际体系，这给中国经济发展注入了强大的动力。从某种角度看，中国的确是全球化体系的最大受益者。然而，由于中国长期来秉承一种内敛式的外交，以至于国际社会包括欧洲都认为中国是不愿承担国际责任的大国，是国际体系的搭便车者。但实际上，中国一直强调中国的发展离不开世界，中国也一直发挥着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的角色，在维护世界和平、反对强权政治、打击恐怖主义等方面发挥着积极的作用。问题是，欧洲常常是按照欧洲的标准来确定中国的国际责任，而中国无疑使从中国的国家利益、国家实力等来确定中国的国际责任的。因此，双方在这方面的认识存在着相当大的距离。产生这种差距的原因，首先是欧洲对中国认知的意识形态偏见。其次是双方认知的相互错觉（mutual misperception），而这种错觉也是源于意识形态的差异。意识形态的差异和认知的相互错觉最终导致认知鸿沟（perception gap）。
第二阶段是进入新世纪以后，欧洲文化视野中国的中国形象内容是：
1、崛起的中国。进入新世纪，中国的第一件大事就是加入世界贸易组织。随后，中国经济迅速发展，并在新世界的第一个四年里，中国在GDP规模上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鉴于此，欧洲、美国对中国发展中国家的身份来时提出质疑，并要求中国承担更大的国际责任。所谓的“中国责任论”是由美国人提出来的，但在欧洲也迅速流行起来。欧洲认为，自中国加入WTO以来，中国已经成为“一个新崛起的国家，应在调和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利益之间发挥重要作用”，并“期待中国在世界经济中扮演建设性和负责任的角色”。这实际上是欧洲经济处于低迷尤其是受金融危机拖累的时候，欧洲对中国的一种期待。
2、充满威胁的中国。当今世界流行的“中国威胁论”始于美国，但若追根溯源的话，这种论调的“原产地”是欧洲。1873年，俄国人巴枯宁在《国家制度和无政府状态》一书中首次提出“黄祸论”，英国的皮尔逊在他的《民族生活与民族性》一书中又进一步发挥完善，使之形成了一个理论体系。1895年，德国皇帝威廉二世亲自构思了一幅《黄祸图》，让画家纳克福斯画成油画送给俄国沙皇，威廉二世在与沙皇尼古拉二世通信中大肆宣扬“黄祸论”，编造中国等亚洲黄种人联合进攻欧洲的危险。从此之后，“黄祸论”在西方国家广泛传播开来。在21世纪，尽管中国崛起对欧洲充满了机遇，但“中国威胁论”在欧洲仍然有一定的市场，散布有关中国的各种问题话语，诸如“倾销廉价劣质商品”“肆意窃取知识产权”“造成欧洲大量失业”、“野心称霸世界市场”等。着反映出欧洲对中国崛起产生的严重不信任的情形。
3、傲慢的中国。随着中国的崛起，中国的对外行为一改过去的内敛性而表现出更大的主动性；对待国际事务也表现出由沉默的“旁观者”转向为积极的“发言者”。这种情形被西方视为“中国式傲慢”，一些欧洲媒体甚至撰文指责“中国政府充满着近乎傲慢的自信”，并认为西方希望中国经济的日趋繁荣能够导致其政治自由化，但情况却恰恰相反，政治上的控制而不断增强的信心使中国成为国际舞台上的“麻烦制造者”。欧洲一些学者甚至拿印度与中国相比，认为印度虽然还没有中国的实力，但它与欧洲一样拥有宽容的传统，而宽容是“世界领袖”的必备的精神。所以，他们认为印度更有资格成为未来的“世界领袖”。显然，这种看法无非是因为印度是选举式民主，而中国却根据自己的国情来推进中国式民主。
4、统治世界的中国。“中国统治论”是英国记者马丁·雅克（Martin Jacques）提出来的，他有一本书的书名就叫《当中国统治世界》（When China Rules the World: The Rise of middle Kingdom and the End of the Western World）。大多数人都认为这本书是在称赞中国，但实际上这本书的内容侧重于中国威胁来自于中国的文明。马丁·雅克指出，一方面中国的陆地规模大、人口多、种族的同质性以及中华文明强大的向心力，使得中国具有重新定义现代化的能力；另一方面，从霸权的性质来看，英国曾经是海上霸权，美国是空中和经济霸权，而中国是文化霸权，因此，中国的威胁体现在文化层面。当然，也有学者指出，中国的文化霸权能否实现，取决于中国的价值能否消解与西方价值的矛盾。欧洲对中国产生上述认知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但主要的原因可能在于，中国的迅速崛起和欧洲成为“没落的贵族”，这种情形构成了国际权力转移的内容之一，而欧洲尚未调整自己来正视这种客观现实。当然，欧洲也希望借助于中国来助推欧洲的经济发展，但在中欧实力变化的现实面前欧洲又担心被中国“博物馆化”。另外，“欧洲中心主义”也导致欧洲认识中国始终缺乏应有的客观立场。
三、中欧文化对话构建价值认同
应当承认，尽管欧洲已经进入“后现代社会，但它跟中国一样需要经济发展，需要一个和平、安全的国际环境。因此，中欧之间需要通过文化对话来构筑双方的价值共识。冷战结束以来，中欧之间的文化对话实际上始终在进行，而且经过20多年的对话与交流，双方至少形成了一下价值共识：
1、和平与安全的价值。中国一直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和平与安全是中国外交最重要的价值目标。一方面，中国的现代化战略需要和平的国际环境，中国的经济发展也致力于世界的和平，维护世界和平始终是中国作为联合国常任理事国的国际责任。另一方面，冷战结束以后，非传统安全凸显，尤其是恐怖主义不仅危害中国安全，也是当今世界最大的威胁，中国的“一带一路”倡议面临的最大风险也是恐怖主义，而通过“一带一路”推进经济发展，也是治理恐怖主义的一个重要手段。欧洲对战争更是充满了恐惧与厌恶，欧洲一体化的目标就是追求“更加统一，更加多样化”。“更加统一”反映的是欧洲一体化的政治开放性，“更加多样化”则体现了欧洲一体化的文化包容性。因此，文化的包容性和政治的开放性就构成了欧洲和平主义价值理念的基本内容。此外，“9·11”事件以来，欧洲也频繁受到恐怖袭击，欧洲的安全不仅要努力避免战争，而且还要寄希望于对恐怖主义的根治。因此，和平与安全是中国在文化对话中形成的重要价值共识。
2、合作与共赢的价值。和平与安全的前提是合作，没有合作就没有和平与安全。合作是中国对外战略的基本取向。改革开放初期，中国就强调中国的发展离不开世界，中国寻找到自己的现代化之路并迅速崛起的以后，中国又希望为世界经济贡献更大的力量。这就是通过合作来实现优势互补和互利共赢，以促进和平发展、和谐进步。所谓的欧洲新文化理念就是和平、合作、共同体，而“合作”居于其中。1951年建立的煤钢共同体、1957年建立的欧洲经济共同体和原子能共同体，标志着欧洲内部的合作走上了制度化进程；1965年，欧洲共同体诞生，1993年正是更名为欧洲联盟，2007年，欧盟成员国达到27国。这意味着欧洲内部合作达到了顶峰。然而，欧洲的发展不仅需要内部合作，也需要与外部尤其是与中国的合作。中欧合作的机制共识，从欧洲方面来看，主要是基于这样的事实：其一，金融危机使欧洲真正成为“没落的贵族”，甚至陷入“后现代”的贫困状态，而中国经济依然是世界经济的引擎。其二，中国的“一带一路”倡议及其早期项目已经为欧洲经济注入了活力，因此，中国与中东欧的“16+1合作”机制非常顺畅。其三，在欧洲一体化遭遇困境、全球化震荡的今天，中国坚持推进新型全球化进程，这为欧盟的改革提供了一种想象的空间。
3、责任与治理。国际社会最关系的问题是，中国崛起是否要颠覆既有的国际秩序，是否会与守成的主导国（欧盟核心国家一定程度上也是守成国）发生冲突，简而言之，崛起的中国是否会陷入“修昔底德陷阱”。这些问题直接涉及中国的国际责任和中国对全球治理的态度。中国一直被认为是国际体系的最大受益者，中国无疑要维护既有的国际体系，但中国不是纯粹的一个参与者，而且还是一个积极的建设者。尤其是通过“一带一路”深化互利共赢格局，为全球经济治理提供新思路、新方案。而这一点中国与欧盟的目标是一致的，欧盟在地区治理上提供了一种典范，也为全球治理提供了一种可借鉴的经验。
最后，我归纳一下我的观点：1、中国是欧洲认识世界最重要的参照物，中国的迅速发展和欧洲当前的困境，使欧洲希望中国给欧洲乃至世界经济提供新的动力。2、欧洲文化中的中国受欧洲意识形态等的影响与中国的自形象存在着非常大的差距，构塑的是一个“欧洲意象中的中国”。3、文化对话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消除意识形态的偏见。冷战结束以来，中欧之间的文化对话虽然并不顺畅但取得了重要的成效，在文化对话中中欧之间形成了不少价值共识，从而有利于推进中欧全面战略伙伴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