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内蕴丰厚、通达古今、历久弥新，不仅对亚洲文明的演进贡献巨大，对整个人类文明的进程也产生了具有历史意义的深远影响。可以说，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能在人类历史的长河中独树一帜并引领世界潮流，正是得益于其开放包容、海纳百川、善于交互的精神气质。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交互，是一种“以我为主”的交互。“以我为主”的文化也就是我们强调的具有典型“民族性”特点的文化。在对比文化与文明之间的关系时，伊格尔顿认为：“文明减少了民族差异，而文化却使得它们更加突出”，阐明了文化的民族主体性问题。民族文化是一个民族区别于其他民族的独特标识和文化身份。于中华文化而言，文化之“我”指涉的正是流淌在每个中国人血液中、日用而不觉的优秀文化基因。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最深沉的精神追求、最独特的精神标识、最丰厚的道德滋养，深埋中国人内心世界，无法割舍也无从割断。可以说，“民族的”成为了中国文化建设和发展不可或缺的乃至首要的“关键词”。当下正值国际政治、经济、文化秩序重构的世界历史新起点，从文化继承到文化创新、从文化自觉到文化自信、从文化大国到文化强国，以我为主地坚守文化本根，应该成为现阶段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主要目标和根本立足点，这也是增强国家文化软实力、维护国家文化安全的基本前提。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交互，是一种“协和万物”的交互。“以我为主”的文化，并非仅仅故步自封于“自我”的“特殊性”，更不主张“非此即彼”的二元对立，这表征了中国人对“自我”的独特理解。所以，我们强调优秀传统文化“以我为主”的同时，还必须要保持对“他者”文化的尊重。二者同为文化互鉴的前提，缺一不可。无论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亦或是革命文化、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乃至十八大以来“中国梦”的世纪构想、“一带一路”倡议体现的“丝路精神”、“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念都内在地包含了不同文化之间的尊重、理解与共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核心概念如“和而不同”“天人合一”“中庸中和”大都蕴含着此种价值追求。其实，文化本无“新”与“旧”、“优秀”与“低劣”之分，只有分属不同民族、不同时代、不同文明的文化。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强调民族性并不是要排斥其他国家的学术研究成果，而是要使民族性更加符合当代中国和当今世界的发展要求。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交互，是一种以“平等认知”为基础的交互。交流互鉴要以认知理解对方的风俗、思想及自我表现方式为基础。由于近代世界学术研究风尚的“向西看齐”惯性，尽管中华传统文化已然为一部分海外学者所熟知，但从广度、深度、体量来看，中西文化的交流互鉴仍然带有一定的偶然性。概言之，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当代发展水平正处于对外交互的“初级阶段”，这也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对外交流互鉴的时代困境所在。因而在中国经济社会发展成就获得世界赞誉的同时，我们必须要积极传播中国声音，构建全方位、多层次、宽领域的中华文化传播格局，推进世界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更深层次、更高水平上的认知和理解。
马克思主义辩证法认为，万事万物无不处于普遍的联系之中。任何对“自我”的叙述和构造都要借助“他者”得以实现，在与“他者”的交互中得到自我确证。如果说，古代社会以向外传播为主的中华传统文化，其交互性特征已经初现端倪的话，那么在未来社会，随着交通运输、互联网技术、人工智能的进一步发展，“优秀”文化之“自性”就必然要在与“他性”的恒常互动和比较中得以显现。在未来与世界各种文明与文化的交流交锋交融中，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要继续彰显其优秀的特质，就必然要更加善于与“他者”进行比较对话、互融互通、互学互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