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想文化的地域性传播，其一，接受地要有内在需求。中国是在民族危亡的背景下寻求救国救民先进思想文化时，接受了马克思主义传播，显然有内在需求。这个需求实际上就是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其二，思想文化地域性传播的效果取决于接受的程度。马克思说：“理论在一个国家实现的程度，总是要取决于理论满足于这个国家的需要的程度。”十月革命之前，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是作为一种思想文化思潮在发挥作用，主要在知识分子中产生影响，“俄国十月革命，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说明马克思主义作为先进思想进一步传入中国并产生重大影响，有俄国十月革命成功实践作参照，这与中国民族独立、人民解放的道路选择相契合。由此，对于马克思主义的接受程度就大不一样了。带有俄国化特点的马克思主义连同俄国革命成功的经验传入中国后，促进了中国人民的觉醒，推动了反帝反封建的工人运动，无产阶级政党——中国共产党诞生，马克思主义的指导思想地位得以确立。
其三，思想文化的地域性传播，要落地生根，必须本土化。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之初，英国传教士李提摩太、梁启超、孙中山，包括陈独秀早期的《法兰西人与近世文明》等，是用中国的文化价值取向和文化意蕴来表达的。比如把马克思主义理解为“大同学”。毛泽东同志在讲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时，多次讲“民族形式”“民族特性”，他还提出要“新鲜活泼”，具有“为中国老百姓所喜闻乐见的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毛泽东同志1944年说过一段话：“我们的态度是批判地接受我们自己的历史遗产和外国的思想。我们既反对盲目接受任何思想也反对盲目抵制任何思想。我们中国人必须用我们自己的头脑进行思考，并决定什么东西能在我们自己的土壤里生长起来。”
其四，外来思想文化要能被接受并长久产生重要影响，必须在结合和融合中生长出新的形态。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重要成果就是具有新的理论形态的中国化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就是本土化。好比种子和土壤的关系，包括气候和生态。种子必须适应这片土地，能成活；但种子在不同的土壤、气候和生态环境中，也会发生适应性改变，因此，生长出的植物和结出的果实，具有新的形态和新的成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