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的十八大以来，国内的反腐败斗争备受瞩目，相形之下，对反腐败海外战场的关注与相关研究则要少得多。如果说海外追逃追赃是国内反腐的延伸，那么全球腐败治理则是反腐败海外战场的挑战所在。当今的中国已经走向世界舞台的中央，面对全球腐败治理，许多现实问题迫切需要回应，而“廉洁路带”建设就是其中的重要内容之一。
“路带”上的腐败不可忽视
相对于国内的一些腐败问题，“一带一路”建设中的腐败所造成的影响有时甚至更大，绝不可忽视。
OECD（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近年对海外行贿和腐败成本的研究表明，海外行贿一般占据一些企业全部交易额的10%、利润的34%以上。纵观近年我国“一带一路”项目实施较多的中亚、南亚地区相关国家，大部分腐败程度都比较严重，这意味着我国企业在参与相关经济活动过程中，常常面临非常高的索贿风险和行贿需求。与此同时，我国企业在参与海外很多项目的建设时，面临的往往不是和国外企业的竞争，而是“自己人打自己人”，一旦造成竞相行贿的局面，就更加增添了我国企业的成本。
在“一带一路”建设中，行贿行为不仅会对企业造成损害，也会影响项目建设的可持续性。如果企业向某些国家一届政府行贿获得了某个项目，该届政府一旦下台，新政府又不予承认，项目就只能被迫停摆。如果企业在一些项目的监理、评估方面满足了一些外国官员的索贿需求，虽可能在短时内利于项目实施，但实际埋下了定时炸弹。
此外，腐败行为还会影响民心相通。“一带一路”提出“五通发展”，其中一通是“民心相通”。如果腐败问题处理不当，就会造成分配不公，直接损害普通民众利益，这就与建设“一带一路”的初衷相违背，造成政府之间关系好而民心相背离的局面。而当中若有任何腐败行为被揭露和炒作，受到影响的将不仅仅是个别中国企业，更可能影响中国企业的整体形象，甚至我们国家亦可能为此背锅。
要做好腐败治理风险评估
高度重视“一带一路”建设中的腐败问题是“廉洁路带”建设的前提。在实际操作层面，由于“一带一路”建设涉及多个国家和地区，相关的腐败治理必定千头万绪。因此，应当先从以下环节入手，着力做好“一带一路”腐败治理的风险评估。
首先，要确定相关国家的腐败风险状况和风险等级。笔者在对此进行研究的过程中，搜集了当前国际上与腐败评估有关的数据，包括腐败印象指数（CPI）、行贿指数（BPI）、世界治理指数（WGI）、世界银行“商业环境与企业运行调查报告”（BEEP）中的腐败指数、PRS国别风险评估中的国别腐败风险指数，以及世界正义工程法治指数中的廉洁指数等等。
由于各指数之间方法论的差异，评价侧重点也彼此互异。因此，笔者通过同一数据相比较的方法确定出腐败等级。通过这个方法，笔者对所有相关64个国家的腐败情况做了初步评估，并进行标识，风险等级一目了然。其中，被确定为腐败状况严重、具有较大腐败风险的国家主要集中在中亚、南亚，也有部分欧洲国家，如希腊。
其次，把我国和其他相关国家在反腐败国际合作方面具备的机制进行梳理，尤其是对法律框架作出评估后，不难看出，实际当中我国在反腐败合作方面需要面对诸多问题，例如：我国和其他相关国家是否存在引渡条约；是否存在刑事、民事司法协助的协定；《联合国反腐败公约》当中的引渡条款是否可以被承认为一个引渡的依据等。
值得一提的是，在64个“一带一路”建设相关国家中，既没有与我国签订引渡条约，也不存在司法协助的政府协定，还不承认以《联合国反腐败公约》为引渡依据的国家有12个。这意味着，与这些国家开展反腐败合作，就要面临既没有正式、合法渠道又没有可持续机制的难题。
建设好“廉洁路带”的四点建议
面对“一带一路”建设中的腐败问题和治理风险，要建设好“廉洁路带”，该如何发力？笔者认为，可以从以下四方面做起：
第一，尽早谋划，提出愿景、目标，寻求各国的共识，发表“廉洁路带”建设宣言，建立相关工作组予以落实。在今年5月召开的首次“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上，习近平主席已经提出了要加强国际反腐合作、让“一带一路”成为廉洁之路的要求。当前，应该有计划、有步骤地进行落实。“廉洁路带”议题的设置与落实除了对“一带一路”战略成功实施本身具有重要意义，还有利于我国在全球腐败治理领域找到切实抓手。藉由“一带一路”平台和“廉洁路带”建设，可以进一步增强我国在全球腐败治理中的话语权，切实发挥主导能力。
第二，借鉴“廉洁奥运”中的中国实践和“廉洁岛”概念。从单一项目到园区建设，每谈一个项目，就把反腐败内容作为标准化条款加入项目合同当中，从而在一些国家腐败状况比较严重的情况下，也能够保证“廉洁路带”建设的稳步推进。在具体项目共商阶段要求更多的保障与约束，包括执法与治理中预防腐败的政策及行政措施。通过由国家相关部门出台指南的方式，在每一项目合同中加入防治腐败内容，使之作为标准化条款，以减少该项目受到腐败困扰的机会。该方案还可扩大运用于双边投资协定的订立中，作为投资者保护、投资环境改善、投资争端解决的重要内容。
第三，抓紧堵塞漏洞、增加手段，加速推进我国和“一带一路”相关国家的引渡条约及司法互助协定的签订，使我国“共建廉洁”的思路有法可依，有机制可循。这是对我国在G20杭州峰会当中所倡导的“零容忍、零漏洞、零整改”原则的落实。尽管“一带一路”建设相关国家数目众多，全部完成引渡条约及司法协助协定的签订需要较长时间，但有这种目标与姿态，无论从对跨国腐败犯罪的威慑效果、企业合规经营的腐败预防效果，还是从国际观感来说，就已经成功了一半。
第四，强执法、增立法。我国现行刑法已经对海外行贿行为予以定罪，但遗憾的是，立法有了，却鲜见执法案例。因此，今后应当从这方面强化。同时，应当考虑增订立法，即将海外受贿行为，包括外国公职人员和国际组织官员受贿入罪。
尽管对海外行贿行为强化执法在短期内可能对中国企业造成束缚，但长远来看是很有必要的，这可以降低外国对我国企业索贿的不当预期，也会减少我国企业的行贿成本。至于将外国公职人员和国际组织官员受贿行为入罪，有现实的先例，如实施了多年的美国《海外腐败行为法》（FCPA）、英国 2010年修订的《反贿赂法》等。
《联合国反腐败公约》第十六条第二款明确规定，各缔约国均应当考虑采取必要的立法和其他措施，将外国公职人员或者国际公共组织官员索贿、受贿行为规定为犯罪。将海外受贿行为入罪，正是我国忠实履行《联合国反腐败公约》要求的一个举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