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经济发展认识的四个误区
前一段时间，关于中国经济判断，存在着四个方面的认识不足。
一是对中国债务情况在评级中看得过重，忽视了中国政府债特别是地方债的实际情况。有时借债以后会形成有效资产或优质资产，这些有效资产和优质资产还会持续支撑中国经济发展，并逐渐变成新的资产。有的债务会变成应收款，其中大部分债务会变成有效资产。比如，一般地方债务会形成基础设施，包括互联网、物联网这些软设施，形成的这些有效资产是拉升中国经济的必要支撑。对此，不能只看到债务，而忽视了另一面。有研究报告显示，中国债务总额是GDP的249%，其中地方债加上中央债占到56%，没有达到国际警戒线。主要是企业债务占比较高，个人债务并没有那么高。我认为，利用企业债务占比高低作为国家主权评级标准并不合适，国家主权信用评级主要还是在政府债务上。
二是忽视了中国经济增长速度。我国GDP保持6.9%的增速还是中高速，而且超过了预期。这个速度是在经济结构优化、新旧动能转换基础上，经过转型阵痛产生的经济增长的数字。2015年，我国GDP增长6.9%，而今年上半年GDP增长同样是6.9%，这两个6.9%的含义确实不一样。当前的增速是在经济结构优化升级、产业转型升级、新旧动能转换取得明显成效下取得的，因此可以把我国经济周期拉得更长，付出的代价更低，而美国评级公司却把这一点看成风险因素了，这显然是不合适的。
三是对于中国高储蓄率和未来融资转换的链条之间缺少必要的分析和正确的判断。高储蓄率是亚洲国家较普遍的现象，它实际上是支撑中国经济增长的“稳定器”，因为有这样的高储蓄率，我们金融机构的存款才能够稳定，然后才能变成融资能力，这个链条才能够真正形成，这种储蓄形成的放大效应才能够真正实现。因此，美国评级公司没有正确分析高储蓄率和投资、融资之间的关系，没有看到中国这种高储蓄率是经济发展的保障，是存在非常大的认识偏差的。
四是对中国策略红利和市场红利没有足够认识。策略红利包括金砖国家机制、上合组织机制，包括新型经济全球化中中国推出的这些新的举措，也包括中国提出的新理念、新布局、新倡议，这些红利实际上正在逐步释放。除此之外，中国还有很大的市场红利，现在中国市场仅次于美国，2018年的市场规模将超过美国，成为最大的消费国。这些市场红利的持续释放，将对我国未来的经济带来重要的推动作用。
中国经济发展中的三个关键周期会拉长
中国还有三个关键的周期会拉长，这将为中国争取持续发展的时间窗口。
一是战略机遇期会拉长，而且会创造新的战略机遇期。原来所谓战略机遇期是2000年到2020年，但是随着“一带一路”倡议持续推进，并且真正取得成效，我们创造的新的战略机遇期就会重新开始。我认为，这个战略机遇期的周期如在15年、25年见到显效的话，对于中国来讲将是一个新的大战略机遇期。
二是经济发展周期会拉长。中国从高速增长，到中高速增长已经40年了，“十三五”时期我国经济增速6.5%应该基本没有问题。按照目前的发展势头，中国经济到2020年实现GDP增长6.5%没有问题。到2030年，中国经济将继续保持中高速增长。“中高速”概念有人说7%，也有人说5%以上就是中高速，我个人认为5%—6%都应该算中高速。再有10年持续5%以上的经济增长速度，中国就可以实现长达半个世纪的经济高速增长和中高速增长。这在世界上其他任何一个国家都是没有过的。
三是制造业繁荣的周期会拉长。制造业繁荣周期很重要。美国的制造业周期从二战以后一直持续到现在，支撑了美国经济的高速发展，使之成为了一个经济大国和强国。反观中国，中国农业需要现代化，但这不足以支撑一个大国成为一个强国。强国之基、立国之本还是制造业。繁荣的制造业周期还是要尽可能拉长。我们在转型升级中，产业迈向中高端已经出现端倪。
中国经济发展的特点表现为六个同步
我认为，今年中国经济发展有几个特点需要关注，表现为六个同步。
第一，中国经济增长与全球经济复苏同步。今年中国经济增长的外部环境也在改变，这符合我们的预测。IMF预测今年全球经济增长速度为3.5%，2016年是3.4%。
第二，中国宏观经济层面和微观经济层面的政策调整、结构调整同步。这个同步在两个层面都取得了较大成效，宏观经济政策保障了经济持续发展，微观经济不断进行优化调整。
第三，供给侧结构性的调整和需求侧结构性的变化同步，同时出现了互动。
第四，中国新旧动能转换同步，中国经济复苏与新旧动能转换同步。
第五，经济增长与CPI的稳定同步。CPI一直稳定在2%以下，PPI已经走出负增长，但是没有发生通胀。只是钢铁价格增速高一点，但是总体价格是稳定的，中国经济实现了在价格稳定中的复苏。
第六，需要关注的是，现在的经济走势和人民币从一度“走弱”转向“走强”。今年M2增速的计划目标是12%，实际上半年是8.9%，比2016年实际增速还要低，说明货币政策上的重要调整已经收到了预期效果，恢复到常态，而同时经济在这样的条件下实现了复苏。
对中国经济发展的五个建议
第一，抓紧进行新旧动能转换中的制度设计，深入研究提供智力与政策支撑。一些新旧动能转化方面的重大问题，包括互联网革命与传统业态变革、下一代贸易方式——E国际贸易、网约车政策等，都是值得深入研究的重大问题。
第二，高度关注拉长中国制造业周期。尽管我们经济发展周期已经比较长，制造业得到长足发展，产值占到世界制造业产能的25%，但是制造业对于中国来说还是强国之基，不能像美国、日本或者欧盟那样产业空心化以后再重新振兴制造业。美国到现在还没有真正实现制造业振兴。对于我们国家来讲，如果制造业空心化，想要振兴会难上加难，会给我们带来致命的问题。因此建议最好把制造业龙头产业留在国内，在我们沿边布局形成对周围国家产生拉动作用的新产业链。例如，云南省西部的瑞丽市是孟中印缅经济走廊的起点，北汽集团在那里设了汽车制造厂，很快围绕北汽制造厂在缅甸形成了200多家汽车零部件企业。这就是以我为主形成的新产业链布局，既带动了周边国家发展，又拉长了我们的制造业周期，应该做好产业整体布局。
第三，要注重解决结构性矛盾。特别是解决在制度设计上的短缺、不合理之处，以及在制度设计上用旧思维、旧管理方式衡量新经济、使新动能受到遏制的问题。
第四，加大政府改革力度。在包容审慎监管基础上应加上“简约有效监管”。管理的简约、有效、快捷、便利也很重要。我们到地方调查商事制度改革时，发现地方创造了很多经验，例如河南省，甚至实现了35证合一。有些前置审批取消了，但后置审批还有很多，对此也还需要进一步深化改革。
第五，注重三大资源——人力资源、数据资源、战略资源的培育。数据资源并未引起各有关方面的足够重视，对此需要加紧研究。随着中国经济的崛起，战略资源将产生出价值无限的富矿。
（作者为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总经济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