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中共上海市委党校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 黄力之
党的十九大报告强调，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继承革命文化，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不忘本来、吸收外来、面向未来，更好构筑中国精神、中国价值、中国力量。这一论断，高度概括了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路径，其正确性缘于对中国当下文化有机构成及其内在关系的准确把握。
马克思说得好，人们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但不能随心所欲，而是在继承下来的历史条件上创造。就文化构建来说，显然也不能随心所欲地在空白中进行，而必须立足于现有的文化基础。应该说，报告中提出的“不忘本来、吸收外来、面向未来”的文化“三来”关系，就是立足于现实文化事实的。最能支持这一逻辑的，莫过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从文化构成来说，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作为20世纪以来的一个文化事实，其内涵包括了当下文化的时空要素，即空间上的中外文化之综合，以及时间上的历史传统和未来诉求，也就是“本来、外来、未来”三大基本要素的综合与内在展开。
近代中国文化的起点不是一般的“吸收外来”，而是马克思主义进入中国并改变中国这一意义上的“吸收外来”
要学懂、弄通“不忘本来、吸收外来、面向未来”之关系，不能按照字面顺序展开，而要先弄清楚吸收外来文化的问题。
中国是一个有着5000年文明传统的国家，历史的绵延性本身就证明中华文化的生命力是不容怀疑的。但是，运行至19世纪中期这个时间段后，“吸收外来”突然成了中国人必须面对的大问题。这就是鸦片战争给中国留下的文化命题。
因为传统异常久远，加之农业文明的封闭性，中国人对外部世界的认识很不够。英国历史学家汤因比在《历史研究》中说：直到19世纪末期，受过传统古典教育的中国学者，还顽固认为在中国文明以外不可能有什么可以值得重视的其他文明。1875年7月6日，《纽约时报》刊文指出，中国人“心智的发展也被抑制在孔夫子时代的古老水平……知识的缺陷使他们难以理解近年来侵入他们领土的那些外国人。洋人对他们而言几乎是不可思议的”。
当西方的先进器物来到眼前时，不少中国人确实还表现得有些顽固自满。在活跃于嘉庆、道光年间的宣南诗社中，就有社员认为运到中国的洋货都是“奇巧无用之物”，只会蛊惑人心。连西方器物之优点也不承认，遑论制度和观念了。
不过，当时人们需要面对的最大事实还不是守旧者的心态，而是中国不断被战败。战败之首要原因，当然在于传统的农业文明落后于西方的工业文明。而对外来文化的先进性缺乏认识甚至试图逃避抵制，使得固守自己的传统变得越来越难以为继。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如此，“吸收外来”便逐渐成为共识。甲午战败以后，有参战的幸存者在反思整个过程时就提出，“既设海军，必全按西法”“海军所有章程，除衣冠语言外，均当仿照西法”，即学习西方的做法。
近代以来，中国学习外国客观上是按照“器物—制度—文化”的逻辑展开的。也就是说，“吸收外来”最终落实为学习外来文化，首先即为西方的先进文化。五四新文化运动就严厉批判了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保守僵化内容，并以西方现代文明为创新内涵，高高举起了科学、民主的旗帜。
从这个逻辑起点再往前走一步，便发生了马克思主义作为外来文化对中国文化的嵌入。毛泽东同志在1945年提出，马克思、恩格斯创立马克思主义学说始于1843年，到1917年影响主要限于欧洲，全世界大多数人还不知道有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产生于欧洲，开始在欧洲走路，走得比较慢。十月革命一声炮响，11月7日俄国发生革命，11月8日中国就知道了。十月革命以后马克思主义就走得这样快。因为它走得这样快，所以1919年中国人民的精神面貌就不同了。到1949年，毛泽东同志把这个意思浓缩为：俄国革命唤醒了中国人，中国人学得了一样新的东西，这就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果然一学就灵。
这样，近代中国文化的起点不是一般意义上的“吸收外来”，而是马克思主义进入中国并改变中国这一特殊意义上的“吸收外来”。
洋八股必须废止，教条主义必须休息，而代之以新鲜活泼的、为中国老百姓所喜闻乐见的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
就在“吸收外来”导致中国命运发生转折时，“不忘本来”的问题又浮出水面。
历史的逻辑就是这样，一个倾向往往掩盖另一个倾向：当学习外来文化成为合理性选择时，“本来文化”不只是被忘记和忽略，而且有时候还会遭受抛弃，新文化运动的一些领军人物都有此一倾向。最偏颇者当数胡适，他甚至妄言中国“百事不如人，不但物质机械上不如人，不但政治制度不如人，并且道德不如人，知识不如人，文学不如人，音乐不如人，艺术不如人，身体不如人”。由此，自然只剩下死心塌地学习西方一途。
抛弃本来、崇尚外来的倾向不只是对一般的西方文化如此，就是对马克思主义也是如此。1945年通过的 《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总结了到当时为止的24年间党的经验教训，重点分析了第三次左倾路线的错误，指出其思想上的原因在于“它不是根据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立场和方法来认真研究中国的政治、军事、经济、文化的过去和现在，认真研究中国革命的实际经验，得出结论”，而是“把马克思列宁主义书本上的若干个别词句搬运到中国来当做教条，毫不研究这些词句是否合乎中国现时的实际情况”。这里直接讲的是政治路线问题，但也涉及文化理念的问题，即一个“不忘本来”的问题。
毛泽东同志在总结教条主义教训时指出，马克思主义创始人只是提供了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而不可能提供解决各个国家具体问题的方案。正确的办法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按照中国的特点去应用它，成为全党亟待了解并亟须解决的问题。洋八股必须废止，空洞抽象的调头必须少唱，教条主义必须休息，而代之以新鲜活泼的、为中国老百姓所喜闻乐见的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
毛泽东同志还进一步强调，中国共产主义者对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应用，必须将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恰当地统一起来，和民族的特点相结合，经过一定的民族形式才有用处，决不能主观地公式地应用它。中国文化应有自己的形式，这就是民族形式。
由此，产生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这一划时代的重大命题。马克思主义不但正确地成为“吸收外来”的伟大成果，而且引发了中国人把“不忘本来”的问题重新提上议事日程，意义不可谓不重大。
坚持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坚持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坚持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铸就中华文化新辉煌
当“吸收外来”与“不忘本来”在实践中得到合理解决之时，新的文化问题又提出来了——如何“面向未来”？
本来，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既符合文化自身的历史规律，也有利于抵制“全盘西化”和“去中国化”倾向。但一段时间以来，出现了对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过度解读：有的制造“标题党效应”，将中央有关文件精神曲解为“全面复兴传统文化”；有的学者对“批判继承传统文化”进行清算，认为只能全面继承，不能有任何批判；有的产生妄念，以为可以回复到历史上的某个时期，将儒家文化作为国家主流意识形态，从而取代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还有所谓“女德班”的存在，向生活中失意的女性灌输陈腐过时的封建道德，反对婚姻恋爱自由，反对女性展现个性，等等。
对此，唯有坚持“面向未来”的文化价值才可以应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文化，恰恰是一种“面向未来”的文化。我们知道，马克思主义是19世纪欧洲自然科学的三大发现、传统人文社会科学的积累以及工业革命带来社会变革的结果。因此，它本质上是一种面向未来的、创新的文化，而不是回归传统、复古守旧的文化。意大利马克思主义理论家葛兰西早在上世纪初就把马克思主义看作现代文化史的开端，认为它是整个精神和道德改革运动的顶峰。恩格斯也把马克思主义哲学看成“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其意就是新的开始。
事实上，人们在读到《共产党宣言》的相关内容时，如说法国和英国的贵族“装模作样……唱唱诅咒他们的新统治者的歌，并向他叽叽咕咕地说一些或多或少凶险的预言”“封建的社会主义，半是挽歌，半是谤文，半是过去的回音，半是未来的恫吓；它有时也能用辛辣、俏皮而尖刻的评论刺中资产阶级的心，但是它由于完全不能理解现代历史的进程而总是令人感到可笑”。“为了拉拢人民，贵族们把无产阶级的乞食袋当作旗帜来挥舞。但是，每当人民跟着他们走的时候，都发现他们的臀部带有旧的封建纹章，于是就哈哈大笑，一哄而散”，其面向未来的价值取向是给人很深刻印象的。
确实，面对资本主义时期的弊端，马克思主义不会像消极浪漫主义那样主张“回到中世纪”，而是强调面向共产主义的未来。中国共产党人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进程时，也是坚守面向未来的价值取向。这是中国社会发展的需要。按照毛泽东同志的说法：在中国，有半封建文化，这是反映半封建政治和半封建经济的东西。凡属主张尊孔读经、提倡旧礼教旧思想、反对新文化新思想的人们，都是这类文化的代表。这类文化是替帝国主义和封建阶级服务的。不把这种东西打倒，什么新文化都是建立不起来的。不破不立，不塞不流，不止不行。经过对旧文化的冲击，中国产生了完全崭新的文化生力军，这就是中国共产党人所领导的共产主义的文化思想。这当然是面向未来的新中国，而不是旧中国的文化。
如此，我们可以充分领悟党的十九大报告所说的，“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就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坚守中华文化立场，立足当代中国现实，结合当今时代条件，发展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社会主义文化，推动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和物质文明协调发展。要坚持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坚持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坚持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不断铸就中华文化新辉煌。”
基于此，文化之本来、外来、未来的关系是非常清楚的，不应有什么误读和误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