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盛刚
全要素生产率增速的高低,能反映出由靠要素投入决定的规模增长模式向创新驱动经济增长模式转变程度的高低。一定意义上可以说,全要素生产率增速由降转升的拐点出现,在我国增长方式的转换上具有标杆意义
进入新时代,除了经济结构持续优化外,中国的全要素生产率增速在2016年出现了由降转升的拐点,而且已经产生全球的正面外溢效应。
中国全要素生产率增速出现拐点为何如此重要?
全要素生产率是衡量经济增长效率的指标,是指在最终产出中,除去有形生产要素以外,其他要素对经济增长的贡献部分。比如,某个工厂劳动力、资本等所有生产要素投入都没变,在原有产出基础上新增了10%,这新增10%的产出,就是全要素生产率。它不是通过增加投入靠量堆出来的,而是因技术进步、效率改善或规模经济等而来。
全要素生产率作为经济学概念,早已有之,但近来备受关注,是因为提高全要素生产率被列入党的十九大报告。这和最高决策层判断我国经济进入高质量发展新阶段密切相关。在这个发展阶段,要实现更高质量、更有效率、更加公平、更可持续的发展,就必须提高全要素生产率。全要素生产率增速的高低,能反映出由靠要素投入决定的规模增长模式向创新驱动经济增长模式转变程度的高低。所以,一定意义上可以说,全要素生产率增速由降转升的拐点出现,在我国增长方式的转换上具有标杆意义。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推动经济发展的动力,主要来源于农村剩余劳动力、固定资产、土地及其他有形要素投入的大规模增长。有统计表明,在我国经济高速增长时期,投资增长所带来效益提升尤为明显,而全要素生产率增速则逐年下行。但随着经济规模的不断扩大,要素成本上升,资本收益率下降,再加上人口红利的逐步消失,继续依靠资本和劳动要素投入推动经济增长的方式已不可持续,通过提高全要素生产率推动经济发展成为必然。
提高全要素生产率,既可以通过微观层面的努力,比如推动技术进步和提高生产效率来实现,也可以在宏观层面上通过体制优化、规模效应、要素重组,提升配置效率来实现。连年下跌后的中国全要素生产率增速由降转升,既是近年来深化改革淘汰落后产能、简政放权释放制度红利的必然结果,也和激励企业创新、提高劳动力素质、增加科技研发投入,科技进步对经济增长贡献率不断提升有关。拿去年来说,虽然投资增速下降和资本收益率递减,人口红利也在减少,而GDP实际增速却出现自2010年以来首次回升,全民消费升级稳步进行,在全球产业链中中国逐步走向“微笑曲线”的两端,出口商品附加值明显改善,人才红利也开始接棒人口红利,成为驱动中国高质量经济增长的强大动力,这些都是全要素生产率出现回升的重要原因。而中国在开放状态下探索新的发展模式,不但为自身诸多新产业的发展创造巨大空间和造福中国人民,而且为全球企业带来新机会,并成为世界经济稳定增长的原动力,这正是中国全要素生产率增速转升正外溢性的体现。
全要素生产率增速由降转升是个好兆头,但要把好兆头转化为可持续的好势头,改革开放还要迈大步,还要付出艰苦的努力。改革是推进社会主义经济体制建设、实现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的重要抓手,是实现自由竞争、优胜劣汰和倒逼企业不断改进生产技术、改善经营管理的催化剂；开放则是缩小我国与发达国家的差距、扩大中国经济全球影响力的重要路径。当前,我国在科技发展水平上与发达国家尚有较大差距,资源优化配置的市场体制机制也不够成熟,甚至还存在着各种扭曲,这也恰恰意味着,在提高全要素生产率方面,我们还有很大潜力和后发优势,有进一步的创新完善空间。只要我们通过改革清除各种阻碍经济健康发展的体制机制障碍,创造出良好的激励机制和政策环境以及保证充分竞争的市场环境,推动生产要素向效率更高的产业、行业和企业集中,加速实现新旧动能转换,就一定能从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中不断收获丰硕果实,而世界也会越来越多分享到中国经济成长的红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