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李修建（中国艺术研究院研究员）
从全球史的视角看，任何一种文明，都不是遗世孤立的，而是或多或少与周边文明发生交往，相激相荡，互通有无，互相借鉴，并为自我注入生机与活力，从而除旧布新，生生不已。如就中外文明交流而言，诞生于印度的佛教，自汉代传入中国，在魏晋南北朝生根发芽，至隋唐开枝散叶，蔚为繁盛，本土化了的佛教，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另一方面，中国文明同样对外部世界产生着深刻影响。中国的丝绸、瓷器、茶叶、家具等日用产品，以及绘画、园林等艺术杰作，一度风靡欧洲，刮起一股“中国风”。高擎启蒙运动大旗的思想家，如莱布尼茨、伏尔泰诸人，无不对中国文化击节礼赞，从中寻找思想借鉴。可以说，中外文明的交流互鉴，促成了各自健康有序的发展演进。
19世纪中叶以降的中国，更是处于中外激烈交锋的时期。西方恃其坚船利炮在全球进行殖民开拓，弱势一方的中国不免被动挨打，“救亡”与“启蒙”成为时代主题，一代代仁人志士，“师夷长技”，借鉴西方文明的优秀成果，学习其技术，取法其制度，引入其思想，对中国社会进行了全方位的改造。中国美学，就是这一“现代性”的产物。
20世纪初期，清政府废除科举，参考西方教育制度和学科体系，建立新式学堂。在此之前，诸多来华传教士以及中日学人已在相关著作中多次提及“美学”。1904年1月，张之洞组织制定《奏定大学堂章程》，规定“美学”为工科“建筑学门”的24门主课之一，美学自此正式进入中国大学课堂。王国维、蔡元培、梁启超等一代学人，对美学学科的引入和建构作出了开拓性贡献。及至20世纪二三十年代，大量美学论著问世，这些著作，大多是袭用或借鉴西方或日本美学的体系和论点，而较少自己的发明。
新中国成立以来的中国美学，大致可以分为三个阶段：一是20世纪五六十年代；二是20世纪80年代；三是20世纪90年代至今。前两个阶段，出现了备受关注的美学热。两次美学热潮，皆与中国社会的政治环境与思想语境有复杂的关联。同时，它们对国外学术亦多有汲取，第一阶段是高度吸收前苏联的美学成果，第二阶段是大力引介西方的学术论著。两次美学热确立了马克思主义美学，尤其是其中国化的理论形态——实践美学的主流地位，至今仍为中国美学界最具原创性的理论之一。
20世纪90年代以来，特别是21世纪之后，中国美学研究取得了长足进展，取得了丰硕成果，突出表现为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中国传统美学研究走向深入。早期的中国传统美学研究，存在一个较大的问题，就是片面倚重西方理论话语，以西方美学的概念和术语来解读中国美学，如集中于搜寻和解析中国古典文献中对美、美感、艺术等西方美学核心范畴的论述，忽视了中国传统美学的独特性和丰富性。20世纪90年代之后，中国学者越来越认识到中国传统审美经验和美学思想的独特性，对中国经典思想、文艺理论以及日常生活中的审美现象进行了深入的探讨。比如，中国学者一致认为，传统中国具有特定的审美范畴，这些范畴体现出了中国古人特有的宇宙观和审美观，凝聚了中国人特有的审美心灵和艺术精神。大量论著集中于对审美范畴的研究，提取出了诸如道、气、和、象、韵、味、兴、游、自然、形神、风骨、意境、境界、虚实、妙悟、神韵、神思、雅俗、格调、性灵等相关范畴，对其内涵进行了深入解析。
正是这些多义、模糊、通贯、互渗、灵活而随意的审美范畴，及其背后涵摄着的哲学观念，使中国美学迥异于西方美学和其他文明的美学，凸显了中国美学的迷人魅力和中华美学精神的独特价值。
二是西方美学研究愈益深化。西方美学的系统化研究始自朱光潜先生，他曾留学欧洲，外文精湛。20世纪60年代，他以马克思主义哲学为指导，写出了两卷本《西方美学史》。书中大量引介西方美学文献，使国内学人眼界大开，此后国内学者所写的众多西方美学史著作，无不受其影响，从中获益。当然，这本书的问题亦很明显，一是写至20世纪初便戛然而止，二是以反映论的历史观去展开写作并加以评判，难免忽略西方美学的文化背景和内在逻辑，三是选材皆为作者眼中的典型人物，有的重要人物未能涉及或未作充分展开。
最近二十年来，西方美学研究日益走向深入，相当程度上弥补了朱光潜著作的不足。大部头的西方美学史多有出现，它们所用材料更为宏富，涉猎人物更为众多，写作方式更为多元。与此同时，国别史、专门史的研究越来越多。它们不是泛泛而论，而是基于对美学文本的全面而精深的把握，有的研究甚至钩沉搜遗，打捞到了连西方学者也甚少关注的美学史料。此类研究，不唯能为中国学者提供参考，亦能给国外学者提供借鉴。
三是立足“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当下美学理论探索。随着经济全球化的程度日深，人类社会愈加成为相互依存的命运共同体。现代化的迅猛进程，使人类赖以生存的自然、环境、生态出现了严重问题，美学界对这些关乎人类命运的重大问题进行了学理上的反思，近些年探讨较多的生态美学、环境美学、生活美学，代表了美学界的最新成果。
20世纪90年代以来，生态美学在国内受到关注，国外学界则更多讨论环境美学，都已有众多成果面世。二者不无相关，中外研究者多有往来，相互借鉴，提出了各具原创性的理论体系和观点。比如，曾繁仁先生倡导的生态存在论美学，提出以审美的生存、诗意的栖居、四方游戏、家园意识、场所意识、参与美学、生态崇高、生态批评、生态诗学、绿色阅读、环境想象与生态美育等作为特有的美学范式，激活了中国传统文化中固有的生态智慧，并将其作为思想基础进行中外文明的互通。近年渐成热点的生活美学，在致力于发掘中国传统生活美学资源的同时，更关注到了当代人的审美实践，对于如何过上“美好生活”提供了理论储备和观念启发。这些跃动着中国传统智慧的美学思想，对其他文明颇有借鉴价值。
四是中外学术交流日益广泛。受惠于改革开放以来的经济发展与国际地位的提升，国内学术研究呈现出繁荣之势，中外之间的学术交流日趋普遍，美学领域亦是如此，无疑为文明之间的交流互鉴搭建了良好的平台。近些年来，越来越多的国外美学新著译介到中国，与此同时，大量国内学者的美学著作亦被译成多国文字。越来越多的中国学者到海外访学，还有越来越多的留学生回国工作，他们即时掌握了国外美学界的前沿与动态，与国外学者保持着良好的互动，加之语言上的优势，能够更好地推动中外学界的学术交流。
国内的学术会议上时能见到国外学者的身影，国外学术会场上也回荡着越来越多中国学者的声音，一个代表性事件就是2010年在北京大学召开的世界美学大会，来自80多个国家的上千名美学研究者参会。本次会议的主题是“美学的多样性”。大家充分认识到，不同的文明有着千姿百态的审美传统和美学观念，承认美学的多样性，“各美其美，美人之美”，平等地展开对话与交流，才能有效地促进美学乃至文化的发展。2013年，中国学者高建平当选为国际美学协会主席，标志着中国美学在世界美学界具有越来越重要的影响。
毋庸讳言，当代中国美学研究还存在很多不足，诸如理论原创性相对不强，对当下的审美实践缺乏足够关照，对文艺作品的阐释能力还显不够等。这就需要学者具备海纳百川的学术视野、直面当下的理论勇气和坚韧不拔的研究精神，在立足本土和传统的基础上，广为借鉴其他文明的美学成果，不仅聚焦西方美学，而且还要投眼印度美学、日本美学、阿拉伯美学、非洲美学……同时，还要关注当下绚丽多彩的审美现象和文艺创作，如近些年喷涌而出的形形色色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以及都市生活和网络空间不断出现的各种新奇有趣的审美现象，都需要给以理论上的关切。唯其如此，中国美学才能焕发出更为强大的生命力，并为世界美学的发展作出应有的贡献。
《光明日报》（ 2018年02月05日 15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