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湖南省社科院中国乡村振兴研究院执行院长、研究员，《中国乡村发现》主编 陈文胜
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意见》是改革开放以来第20个、新世纪以来第15个“中央一号文件”，作为中国全面现代化的国家战略顶层设计，提出了一系列三农工作新举措，标志着新时代农业农村现代化的政策体系全面建立。在迎来改革开放四十周年之际，中央领导人多次强调改革再出发，改革的领域将更广、举措将更多、力度将更强。可以说，宅基地“三权分置”就是2018年“中央一号文件”的最大亮点，是推进了事关农民切身利益的重大改革，具有划时代的意义。
增加农民收入是每一个一号文件的重点。可怎么样才能够增加农民收入？首先是农业收入在总体上不能成为农民增加收入的主体，因为农产品的市场价格波动很大，自然灾害风险很大，农业这个总体上属于薄利产业的收入不可能有很大的增长，很难成为收入增长的长效机制。进入刘易斯拐点以后，国民经济增速不断放缓，工资性收入增长同样难度很大。那么，还有哪一块可以撬动农民的收入增长？从城乡对比中可以发现，城镇居民收入之所以能够快速增长，除了工资收入外，还有一个最大的收入就是财产性收入。最突出的就是房子，基本上翻了好几倍，这比什么工资性收入都要高，比什么收入都要增长得快。相比而言农民就没有多少财产性收入，收入很难与城镇居民相应增长。因此，要真正落实好农民收入增长这个“中央一号文件”一再强调的要求，就要实现城乡平等，必然要求增加农民财产性收入。农民的最大财产是什么？房屋无疑是绝大多数农民的最主要财产。
这次一号文件明确提出，“完善农民闲置宅基地和闲置农房政策，探索宅基地所有权、资格权、使用权‘三权分置’，落实宅基地集体所有权，保障宅基地农户资格权和农民房屋财产权，适度放活宅基地和农民房屋使用权”。这一政策不仅把握了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大势，而且顺应了农村实践要求和农民愿望，真正地解决了这个长期需要解决而一直没有解决的农村改革大难题。作为一系列全面深化改革的组合拳之一，为推进农村改革再添了一把火。
就像当年农业税费改革一样，从根本上变革了农村土地制度，破除了束缚农民手脚的不合理限制和歧视。释放的改革红利就是改变了土地财富的流向，使土地的财富增值服务于乡村的发展。特别是真正拓展了农民的利益，使农民一直没有得到体现的财产权利得到实现，让农民具有了获得感，实现了财产权利的城乡平等。同时，这么多的乡村是不可能全部靠国家投入来发展的，新农村建设就有很多经验教训。“有钱的建房，没钱的刷墙”。搞了几个样板房、示范村，造成乡村与乡村处于不平衡发展进程中。同时，现在扶贫在一些地方也出现了问题。据《半月谈》记者发现，贫困村吃撑了，非贫困村却饿得不得了！豫南某县一个非贫困村，近两年没有修过一条路，而相邻的贫困村两年里却修了4条路。贫困村富裕了，非贫困村心里不平衡了。就是贫困村的非贫困户心态不平衡问题也越来越突出。推进宅基地三权分置改革，也就是习近平总书记在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到的要破除城乡二元体制，实现城乡平等。城市里的房价翻了几番，财产就跟着翻了几番，而农民的钱如果不到城里买房，把钱存到银行就缩水缩了几番，对农民财产性收入是不公平的。
十一届三中全会启动的农村改革，国家并没有给钱，那时政府财政也拿不出钱，主要是给政策，就是放活农民、放活农村、放活农业。仅仅5年的时间就把粮食问题解决了，农村的消费总额占全国消费总额的一半，这是前所未有的。在实施乡村振兴战略中探索宅三权分置改革，不要政府给钱就可以激活乡村的内在的潜力和优势，将会吸引很多的人、资金到乡村去，带来的效应比国家财政投入现金更有效率，更有作用。此外，为把农业农村优先发展的要求落到实处，一号文件提出在干部配备上优先考虑，在要素配置上优先满足，在资金投入上优先保障，在公共服务上优先安排。那么，关键是不要人为地阻碍城里人下乡，也不要人为地阻碍乡村人到城市里来，而且要清除阻碍要素下乡的各种障碍，使城乡真正实现融合发展。
推进宅基地三权分置改革，要注意一个现实问题，就是现在的农民已经分化了，不要认为有承包地的就是农民。工业化、城镇化的变迁，导致了农民收入结构的变革，进而导致农民结构的变革和分化。有土地承包权的农民，有土地经营权的农民；有开名牌小车、家有豪华别墅、家产上亿的农民，有游手好闲、不事稼穑的农民；有长期在外打工、很少回乡的农民，有守望家园、长期从事农业生产的农民等等。如果不是具体到人，就很难确定谁是农民、是什么样的农民。作为有资格权、有承包地、有宅基地的村民，同时又是城市常住人口，甚至是企业家，如果建别墅，可不可以？在政策上，最核心的一点，就是耕地的用地性质不能改变，在这个前提之下的闲置地、荒山都要合理地开发，带动城市要素到乡村里发展，去修路，去建图书馆，乡村才能振兴。要不然凭什么使要素自愿进入乡村？关键不是政府投入多少钱，政府投钱主要是解决基础设施、社会保障和教育等问题，发展主要靠市场，靠调动城乡两个方面的积极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