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西北师范大学教育学院副教授、上海师范大学教育学院博士后研究人员 赵晓霞
儒家将“仁、义、礼、智、信”等核心价值，熔铸于玉的物象上来，使这些核心价值变得可视可触可感。博物馆的玉文化课程，可以帮助学生通过具象的玉器，理解抽象的“仁”和“礼”等核心价值。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源自中华民族五千多年文明历史所孕育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玉文化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源头。培养青少年的文化认同与文化自信，需要调动多方课程资源，尤其是博物馆课程。可以通过恰切的课程创新和转化，借助玉文化建构青少年的文化记忆，实现青少年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认同与传承。
文化时空的教育价值
德国人类学家杨·阿斯曼提出，文化记忆构建了一个空间，将模仿性记忆、对物的记忆和语言交流记忆等融汇于这个空间，从而指向人们对意义的传承。那么，时间流逝，“过去”随之产生的观念，只是一个自然过程，以文化时空的视角观之，“过去”只有被指涉时才会建立起意义或群体的记忆共同体。换言之，一个国家或民族新的复兴总是以对过去回溯的形式开始的，我们意欲如何开辟未来，就会如何制造、重构和发现过去。阿斯曼提出了不同于客观时空的文化时空概念，在文化传承维度上重构了过去、现在和未来。
如果说文化时空是哲学家的假设，那么比利时科学家伊利亚·普里戈金则以科学的方法探索时空概念。在他看来，牛顿物理学时代的空间和时间都是一劳永逸地给定的，是一种“普适”的时间；而爱因斯坦认为，过去、现在和未来的区分是一种错觉，在文化时空的场域中，空间和时间都是记忆图景的组成部分。普里戈金科学式的哲学探索提供了关于时空的新图景：我们需要不断拓展知识和价值的疆域，超越事物的已知性质，从而创造新的、更美好的世界。这与阿斯曼文化时空立场遥相呼应，都指向了意义传承的创造性建构。
当青少年与玉器相遇，我们以何种方式引发青少年的探究和学习的兴趣，使玉器所承载的隐而不显的时间和文化印记变得清晰，并从中建构青少年对于华夏文明的理解和想象，正是博物馆教育所要关注的课题。
从文化时空视角审视青少年文化记忆建构，博物馆就不仅仅是一个 “文物仓库”，而是一个凝结了过去、现在和未来的文化场域。博物馆课程就是要通过对“过去”的指涉，打造当代青少年的文化记忆，培养文化自信，更好地面对未来。
文化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灵魂。玉文化的课程化需要一种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而博物馆课程是教育中长期被忽略却异常重要的内容。
于“惊异”中产生教育契机
所谓“惊异”，源自亚里士多德《形而上学》：古往今来人们开始哲学探索，都应起于对自然万物的惊异。在亚里士多德看来，求知是每个人的本性，是一种为知而知、为智慧而探索的活动，并非功利的外在目的所驱使。博物馆课程需要引发青少年的“惊异”，进而引发他们探索和理解文化历史的兴趣。2017年末，笔者在上海博物馆的玉器展厅旁听了民间工作室组织的博物馆课程，参与课程的是一、二年级的小学生。两个小时的课程，从新石器时代玉礼器、玉饰品，到明清时期玉器，他们或聚精会神地听，或投入地参与活动。那些静静的玉器，开始逐渐苏醒，彼时的生活、信仰、服饰、习惯、诗歌，与同学们在“当下”交汇。
例如，中国儒家文化中讲“礼”“仁”，这种抽象的概念通过玉得以具象化，所以说“君子比德于玉”。在博物馆课程中，老师可以结合《礼记》《诗经》等来讲玉文化。老师首先引入了《礼记·聘义》：“夫昔者君子比德于玉焉：温润而泽，仁也；缜密以栗，知也；廉而不刿，义也；垂之如队，礼也；叩之其声清越以长，其终诎然，乐也；瑕不掩瑜、瑜不掩瑕，忠也；孚尹旁达，信也；气如白虹，天也；精神见于山川，地也；圭璋特达，德也。天下莫不贵者，道也。”
为了进一步联系学生们的生活经验，老师请他们说说名字里的“玉”。而学生们说出的璋、环、琼、璞、玺等，很多能在博物馆里见到。
我们看到，课程巧妙地将儒家“礼”的文化概念转化为学生的生活经验，通过“玉器文本”和“文学文本”双重证据，为学生直观地教授了传统玉文化，学生不但“知道”，而且能够迁移。而且，每一个时代的玉器都承载了独特的文化内涵，如唐朝的兼容并包，其玉器当中就有很多胡人的形象；到了明清时期，生活化的玉器寄托了人们对于生活的美好愿望，如“莲鹭纹饰”，代表着“一路连科”即科举一路高中的寓意、“马上封猴（侯）”“蝠（福）兽（寿）双全”等。从玉礼器、玉仪仗，再到君子佩玉、玉饰品等，都是玉文化在文化仪式或日常生活中的投射，博物馆课程就是要创设“惊异”的契机，使青少年在与玉器的相遇中，走进、理解、认同进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当然，教师也要在适当的时刻提醒学生，当今时代，玉是一种比较昂贵的消费品，切莫攀比。
传统文化对青少年的浸润
《诗经》云：“言念君子，温其如玉。”从文化时空的概念来重新审视玉器及其背后的文化精髓，这对当代青少年“文化自信”的培养具有特殊的意义。孔子讲“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这三者，在当代教育中都已日渐式微。这一方面是受到西方现代教育分科的影响，学科之间壁垒森严，与传统教育讲求“天人合一”渐行渐远；另一方面，这也与我们对于传统文化的理解和认识不到位相关。我们更加关注有文献记载的“文字文本”，对以玉为代表的“文化文本”关注远远不够，对于古人教育的“立意”和“方法”理解都不够。
明代王阳明提出要理解古人“立教之诚”，放在今天来看，我们需要从华夏文明的多重维度走进传统文化，不仅包括传世和出土的经典文献，而且包括民间口传和非物质文化遗产，还包括考古发现的图像与物。我们可以尝试在一定程度上打破学科壁垒，在博物馆的文物中融入文学、音乐、绘画、舞蹈、书法等多学科知识，从而实现学生对于传统文化立体、深入、生动的认识和体悟。
今天，我们重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根植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探讨文化自信等命题，都需要我们对包括玉文化在内的传统文化有更深入的理解。博物馆的玉文化课程令我们反思，青少年文化记忆建构的恰切方式和途径，作为教育者，如何从文化时空视角，借助怎样的教育形式，让当代青少年在理解“过去”中重建文化记忆，进而更好地面向未来。
从课程的转化来讲，同样的文化时空场域，其教育的目的和程度，应根据不同的学生年龄和学情进行区别。例如上文中谈到的“礼”，对于中学生或大学生来讲，可以进一步结合文本阐释儒家以礼治国的思想。在儒家看来，“行礼”是世间最大的“勇敢”，因为只有君子能够不加懈怠地行礼，通过“行礼”，“以成礼节，以正君臣，以亲父子，以和长幼”，使“治国以礼”的社会理想的构念得以实现。这些问题，放在文本层面理解时，往往是“隔”着的，而放在文化层面，结合玉礼器及其背后的精神象征，便容易“打通”隔阂，使人豁然开朗。
此外，博物馆课程的转化，还需专注学生对传统文化的批评性思考。例如，玉文化中对佩玉的等级划分，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平等、自由”等相悖离。这就需要加以批评性的认识：首先，这种“等级”观，是特定时代的产物，对当时社会发展是具有积极意义的；其次，我们要认识到，这种“等级”划分，实际上是儒家的“秩序观”。人们从敬天地四方，到对人的尊敬，是道法自然的结果。在今天仍需讲求“秩序”，只是表现形式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