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写在祖父艾思奇诞辰110周年之际
（一）
今年是我的祖父艾思奇诞辰110周年。年初，习近平总书记在云南考察工作期间专程来到腾冲和顺古镇的艾思奇纪念馆，看展品，听介绍，详细了解艾思奇为党的理论宣传和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大众化作出的积极贡献。总书记深情地指出，我们现在就需要像艾思奇那样能够把马克思主义本土化讲好的人才。我们要传播好马克思主义，不能照本宣科、寻章摘句，要大众化、通俗化。这就是艾思奇同志给我们的启示。作为艾思奇的后人，听了总书记这样的评价，我心里很激动，切实感到历史没有忘记他，我们党没有忘记他。总书记在我祖父诞辰周年到访艾思奇纪念馆，就是对他为党为祖国为人民做出贡献的最大肯定、最大褒扬。
我由此想到，习近平总书记2016年5月17日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讲话中，列举了对创建当代哲学社会科学做出开拓性努力的名家大师，在郭沫若、李达两位先生之后，就提到了艾思奇。我祖父是1966年3月去世的，终年56岁，从学术生命上说，算是英年早逝。2016年是他去世50周年。刚好这个时候得到总书记的肯定，我想祖父地下有知，也一定会欣慰有加。
（二）
艾思奇到底对当代中国哲学社会科学做出了哪些突出贡献呢？我父亲李昕东曾经给我讲过，艾思奇很像中国的普罗米修斯，为暮霭沉沉的旧中国盗来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天火”。为他带来最大荣誉的，无疑是他25岁时就出版的《大众哲学》（最初以《哲学讲话》书名出版）。1937年4月还出版了脍炙人口的《哲学与生活》。《大众哲学》一书，深刻阐明了革命与哲学的辩证关系，开启了马克思主义哲学通俗化大众化的先河。1935年李公朴在这本书的编者序中写道：“这本书是用最通俗的笔法，日常谈话的体裁，溶化专门的理论，使大众的读者不必费很大的气力就能够接受。这种写法，在目前出版界中还是仅有的贡献。”李公朴认为，艾思奇写这本书在理论体系上是很用了心力的，对新哲学许多问题的解释，比一切其他著作更明确，有许多深化的地方。他说：“这一本通俗的哲学著作，我敢说可以普遍地做我们全国大众读者的南针，拿它去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确，正是有艾思奇这样一批像普罗米修斯一样的名家大师的努力，马克思主义哲学才迅速成为当时一代进步青年的思想武器。
艾思奇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主要传播者和中国哲学大众化的拓荒者之一。延安时期，毛泽东同志致力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与艾思奇结下了不了的“哲学情结”。他们尚未谋面之前，就已经有了共鸣。毛泽东同志在阅读《哲学与生活》时，曾在百忙之中摘录了多达十几页的观点。毛泽东同志的哲学论著，亦不乏与《大众哲学》观点的相通之处，两人在概括认识发展总规律上是一致的。毛泽东同志也特别注意用历史和现实中的事例来阐明抽象的哲学原理，在《实践论》中解释事物的变化发展时就借用了《大众哲学》中提到的鸡蛋孵化成小鸡的浅显例子。1937年年底，艾思奇到达延安，直接在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领导下从事革命斗争和哲学研究。毛泽东同志1963年指出，要“学习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使之群众化，为广大干部和人民群众所掌握，让哲学从哲学家的课堂上和书本里解放出来。”艾思奇在这方面无疑是一位先驱者。
新中国成立后，党中央决定为大学出版一套中国自己的教科书，艾思奇承担了主编《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的重任。这是新中国第一部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科书。在这之前，人们主要学习前苏联为主的西方哲学经典。所以毛泽东同志得知后高兴地说：我们终于有了自己的哲学教科书。这部教科书集中反映了毛泽东哲学思想体系，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重要历史成果。
（三）
主持延安新哲学会，是艾思奇在延安时期的学术标志事件之一。
新哲学会的成立，是与当时毛泽东同志对理论和哲学的浓厚兴趣分不开的。中央红军长征到达陕北后，环境逐渐稳定下来，毛泽东同志就以异乎寻常的热情和精力读书和倡导读书。除马列原著外，他重点阅读研究哲学和军事。随着从国统区来的文化人逐渐增多，毛泽东同志在发奋攻读哲学书籍时，如果条件允许他还经常主动和作者交流自己的阅读体会。这期间就包括研读《哲学与生活》与艾思奇的交流。在延安，毛泽东同志亲自倡导和带动掀起了空前规模的学习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高潮。1938年和1939年，他曾先后组织过三种形式的哲学讨论小组，分别叫新哲学会、哲学研究会、哲学小组，大体上每周左右讨论一次。
新哲学会是1938年6月在毛泽东、张闻天、陈云分别牵头的三个哲学小组基础上，由艾思奇、何思敬主持共18人发起成立起来的。1940年6月召开第一届年会时，新哲学会已经发展到50多人。艾思奇作为新哲学会的主要负责人之一，组织起草了通告《新哲学会缘起》，发布在《解放》周刊上，介绍了新哲学会成立的目的、性质和任务。“缘起”指出，若使理论对实践更有指导意义，研究者不仅要结合抗战的实际经验和教训，而且要发扬本民族传统中最优秀的思想，吸纳国内外最好的理论成果。
参加新哲学会活动的有党政军高级干部、理论文化教育工作者等。该会翻译了许多马克思主义哲学著作，编辑了一些哲学教材，并经常举行哲学报告会、座谈会、讨论会。艾思奇在这期间的一个重要成果，就是1939年5月主持编辑出版了约37万字的《哲学选辑》，把当时在延安所能见到的中外新哲学著作的精华内容荟萃一起，便于人们集中学习了解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观点。
研究毛泽东同志的军事思想和哲学思想是新哲学会的核心内容，可以说，新哲学会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首个试验场。它不只是一个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研究组织，而且对全国的文化理论界来讲，又起着抗日统一战线的作用。受新哲学会影响，在延安的许多党政军机关、学校都成立了哲学研究小组，对广大干部学习和应用马克思主义哲学、不断提高理论素养起到了很大作用。同样，延安以外的解放区和国民党统治区的进步知识分子也掀起了学习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热潮。延安新哲学会和不少国统区地方的学术团体建立了联系，互相交换学习资料和研究成果，推动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进一步广泛深入地传播。在毛泽东同志的倡导下，延安成为研究和普及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思想基地，使各解放区广大党员、干部乃至军队广大指战员的精神面貌焕然一新。
（四）
艾思奇在普及自然科学特别是自然辩证法方面的贡献，是一般人不大了解的。
艾思奇两次东渡日本留学，第二次留日考入了日本福冈高等工业学校采矿系。他的本意是学习地质科学，发挥云南的资源优势，以推动实业救国为目标。这期间，他广泛汲取自然科学、社会科学的各种知识，甚至在同学聚会的喧闹场合仍然手不释卷，其刻苦精神为同学们所叹服。
艾思奇认为，自然辩证法是马克思主义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搞哲学的人一定要懂得自然科学。他最早的职业是在上海泉漳中学任物理化学教师。做教师之余，艾思奇常为江苏省委的地下党报《日日新闻》写政治评论，还为“反帝大同盟”起草过宣言。他在上海时期发起组织“自然科学研究会”，不仅是个人爱好，也是党组织领导的工作，参加的有章汉夫、于光远等20多人。他们坚持举办学习和研究自然科学的活动，写了许多科普文章。艾思奇发表了《谈死光》《谈潜水艇》《火箭》《斑马》《太阳黑点与人心》等一系列科学小品。其中，介绍爱因斯坦相对论的内容最受欢迎。他还借自然科学文章抨击时弊，也令读者耳目一新。这期间，国际著名微生物科学家高士其脑部受到感染而患重病回国，艾思奇热情帮助他走上了科普创作的道路，他们成为一生的挚友。在延安时期，他又和徐特立、于光远、周建南等人组织了“自然科学研究会”，也讲授爱因斯坦的狭义相对论。新中国成立后，艾思奇参与组建了“自然辩证法研究会”，大力倡导自然科学。艾思奇与发现北京猿人的人类学教授裴文中成为好友，他们和温济泽一起到劳动人民文化宫给工人们普及自然科学知识，介绍社会发展史和自然辩证法，大力推动自然科学在中国的普及。小麦专家李振声曾提出，他自己在科学领域的成就，受到华罗庚和艾思奇的启发。艾思奇作为自然科学方面的专家，做到了教学相长和理论与实践的统一。
恩格斯曾经指出：“随着自然科学领域中每一个划时代的发现，唯物主义也必然要改变自己的形式。”艾思奇非常重视恩格斯的这一重要思想，反复强调哲学是科学发展的总结，“一定时代的新哲学，是以这一时代的科学成果和科学发展为基础的”，只有善于吸收现代科学的最新成果，才能建立和发展适应时代需要的进步的新哲学。为此，他特别重视自然科学最新成果的研究。1933年，他翻译了日本著名核物理学家菊池正士的《最近物理学展望》《宇宙线》两篇文章，向国内读者介绍现代物理学的最新进展，同时也为从哲学上总结自然科学最新成果做理论上的准备。1952年，艾思奇受马寅初校长聘请，在北京大学担任了5年的客座教授，重建了北大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专业。他还“三进清华园”，为清华大学师生讲课，首次提出了“基本粒子无限可分”的论断，一时引起轰动。1958年，艾思奇提出，在科学技术日益进步的时代，应当使自然辩证法成为一个独立的研究领域。在他的建议下，中共中央党校在全国率先开办了自然辩证法学习班。在他的指导下，中共中央党校编写了全国第一部自然辩证法著作《自然辩证法提纲》。他希望通过这部著作发展恩格斯的自然辩证法思想，解决好哲学与自然科学新发展的关系问题。1965年，艾思奇在《红旗》杂志发表《唯物辩证法是探索自然界秘密的理论武器》一文，对日本理论物理学家、诺贝尔奖获得者坂田昌一的新基本粒子的思想给予高度评价，指出“由原子理论到基本粒子理论的发展历史，一次又一次更有力地证明了这个唯物辩证法的真理”。这篇反映哲学时代化的论文，是他逝世之前发表的最后一篇文章。坂田昌一也提出了“毛粒子”的观点，称赞了毛泽东同志的辩证法思想。
（五）
艾思奇一生从事教育事业，不仅对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贡献良多，而且对社会科学、自然科学和文学艺术的传播同样注入了心血和热情。新中国成立后，全国范围内邀请艾思奇讲课的需求量很大，当时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就聘请他通过电台系统讲授历史唯物论和社会发展史。这样做，也开创了中国电化教育的先河。 艾思奇对语言的学习有着天赋的能力。在日求学期间，他以超常的阅读速度和记忆力，吸收了广博的科学知识。为精确理解各国经典著作作者的本意，他在短时间内至少自学了日语、德语、英语和俄语，跨度之大难以想象。由于各国语言特点不同，经典著作的翻译版本文字也有所不同，他自创了多种字典连环对照的方法，准确印证了名家的思想脉络。看到祖父努力学习的热情和掌握语言的天赋能力，令我们这些后辈感到汗颜。他早年利用工作之余，翻译了海涅诗集《德国——一个冬天的童话》。我从祖父的语言类学习笔记中看到，他到中晚年学习语言的劲头仍然不减当年，而且还更加勤奋。他上班前至少学习半小时外语。祖母王丹一跟我讲过，祖父一有功夫就扎进外文书店，购买自己喜欢的外文书籍和黑胶唱片进行收藏。他对各类马克思主义哲学书籍都要尽可能阅读原文。学习俄文时他格外精心，曾经收集了整箱的《斯大林讲演集》黑胶唱片。
最让我印象深刻的是，艾思奇与学生之间启发式的教学关系。2010年，我去拜访大书法家欧阳中石老人。一见面，老人就和我说：艾思奇是我的老师。我开始还不太理解祖父怎么会是欧阳中石的老师，后来问了祖母王丹一我才知道，对中石老人来讲，艾思奇确实是真正意义上的老师。上个世纪50年代初，欧阳中石先生考取了辅仁大学哲学系。一年后他又考进北京大学哲学系，主修中国逻辑史。当时，艾思奇正是北大哲学系的客座教授。
有一次上课之余，中石先生与艾思奇攀谈，艾思奇知道中石先生和齐白石先生熟识，就问中石先生知道齐白石先生画虾的事情吗？中石先生说知道，艾思奇说那我问你个问题：为什么他画的虾是透明的。中石先生说齐先生画的是淡墨的，淡墨就透明，还画了许多虾的须，还有虾的腿，另外在虾头上的淡墨里面加了一点重墨。艾思奇继续问，就这样吗？中石先生说就这样，艾思奇说那你再看看去。中石先生带着艾思奇的问题，又来到了齐白石家看他画虾。齐先生在虾头部分先画一滩墨不很深，还往外洇一点，然后齐先生停下笔，又用一个小笔添很浓的墨，等上一会在这个黑墨里头再画了一道，很细很浓，经过这一道下去以后，这个虾就活了，就真成了透明的了。中石先生回来给艾思奇说，艾思奇说这回你看对了，他就是在浓墨中又有一笔焦墨。当时还很年轻的中石先生非常感叹，一个哲学家在观察一幅国画作品的时候，有如此深刻的理解，太了不起了。
艾思奇的观察能力和认知能力确实不同于常人。作为一个哲学家，他能够从画作中感受到齐白石先生的洞察力。他能够从虾头上的那很浓的墨，总结出“透明”与“混浊”的区别，说明他对齐白石先生画作观察之深入。他从哲学的角度阐明了齐白石先生之所以成为艺术大师的必然性。艾思奇通过齐白石先生画的虾，深刻地讲明了一点，那就是：一位深有文化底蕴的艺术家，他既要有整体认识，又要有具体的、局部的、深刻的认识，才有可能创造出常人所达不到的艺术高度。
今年也是我祖母王丹一诞辰100周年。她1937年11月去延安，比我祖父小整整10岁，他们1944年7月在延安结婚。之后，我祖母主要在中组部和中央党校工作。艾思奇去世后，她受邓颖超、李培之、郭明秋等同志嘱托整理艾思奇的遗稿。离休之后，她仍然以共产党员标准严格要求自己，生活非常简朴，并十分关心党和国家事业以及党校工作的发展。她依托中央党校和中国社科院，组织全国专家和开国老干部召开多次艾思奇纪念研讨会，出版了几十本论文集。她主持出版了《艾思奇文集》两卷本、560万字的《艾思奇全书》八卷本等一系列著作。1978年，她将艾思奇故居赠送给国家成立了艾思奇纪念馆。她和我讲过，艾思奇的一生充满了传奇性。我看到有些评论说，祖母王丹一把艾思奇的工作和贡献又延长了50年。
艾思奇是现代中国杰出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家，他在现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发展史和现代中国哲学发展史上都有很重要的历史地位。我了解到的这些内容，只是只鳞片甲、吉光片羽，尽管如此也可以印证艾思奇内涵丰富的一生。他在我心中，是那么的立体，那么的鲜活。今天，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展现出前所未有的光明前景。在这样的时代，艾思奇的哲学、自然科学、文学遗产值得我们后辈认真学习、继承和发扬，在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中继续发挥重要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