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在《莱茵报》时期对思想与现实、哲学与时代的关系作出清晰界定，明确提出了“任何真正的哲学都是自己时代的精神上的精华”这一主张，他据此还呼吁，“哲学不再是同其他各特定体系相对的特定体系，而变成面对世界的一般哲学，变成当代世界的哲学”。马克思的这一主张显然是对当时的德国哲学脱离现实、沉醉于玄思冥想的深刻批判，但更重要的是强调了哲学的本质乃是“文化的活的灵魂”，体现了哲学的本质就是时代的精神，哲学的使命就是为人类未来的发展提供理论支撑。今天，我们在建构具有世界意义的中国哲学的时候，马克思的这一思想对我们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一

这里首先遇到的一个关键问题，就是如何理解和界定中国哲学。我们知道，中国哲学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始于1912年建立的北京大学哲学门，从此之后关于如何理解中国哲学始终存在着争议。争论的焦点是把中国哲学看作是中国原来固有的哲学思维，还是把它视为正在现代中国开展的哲学活动。这个关键问题是我们现在建构具有世界意义的中国哲学必须厘清的任务。

如果坚持前一种认识，实际上是把中国哲学当作被古代汉语所包裹的一堆知识，它们原先多存在于“经学”之中，只是现在被当作了“中国哲学史”的研究对象而已。质言之，这种观点及其做法实际上是把中国哲学当作“过去的学问”。这样说并不意味着是对中国哲学史研究本身及其意义的否定，而是说把哲学史的研究当作中国哲学研究的全部，实则涵有一个很严重的后果，这就是哲学的创造性思维活动与史学工作并没有本质的区别，倘若期待中国哲学在当今中国的社会实践中发挥应有的作用，那么，现在的这种研究方式肯定不能满足这个要求。实际上，这种研究方式只是中国文化传统中的一部分，而另外相当大的部分则是教化，它发挥着引导人生的传道、释疑、解惑的作用，是一种“活的哲学”，对广义的文化和社会实践发挥了巨大作用，更直接体现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本质属性。

如果我们持后一种观点，那自然就会把哲学视为是对整个客观环境的理论自觉，视为一种时代精神，并且还是作为正在思维着的精神。这样，中国哲学就是中国文化的活的灵魂，虽然它表现为理论形态，但它的精神却是面向自然、面向人生、面向当下中国社会实践的，并且要为现实的发展提供理论支撑，具有重大的现实价值和深远的历史意义。显而易见，这里要求哲学具有时代性、实践性和社会性的特征，它们必然使人们认识到，哲学不是简单的文本分析，不是脱离社会现实生活的某种遐想，更不是一些抽象概念的堆砌，而是一门活生生的学问。从这个意义上讲，哲学之所以能够成为一门绵延几千年而不衰的学科，不在于它是一门深思熟虑、局限于象牙塔里的学问，更重要的在于它直接面对现实，是社会现实生活在我们思想中的直接反映，并且通过人们的理性思考和创造性的劳动，表现为一种观念形态，其反映越深刻，表述越正确，对社会实践所发挥的作用就越大。所以，只有面向现实、反思现实，形成思想深邃、内容丰富、逻辑严谨的哲学理论，才能为社会发展提供理论导向和支撑。

很显然，后一种观点所强调的是哲学具有的时代性、实践性和社会性的特征，这既符合哲学的本质，也与党和广大人民群众对哲学的期待相一致。现在的问题是，哲学除了上述几个特征以外，它还有着与一般人文科学和社会科学相区别的整全性，其研究受到现时代科学知识的挑战，以及有关哲学存在的民族性与世界性不相统一的争议，这些问题亟待厘清，然后我们才会有明确的导向和清晰的阐述。

二

关于哲学的整全性，我们理应承认哲学是一门百科全书式的学问，它以人类一切知识，其中包括自然科学和人文社会科学的成果为基础，把对人类实践活动的总体反思当作自己的职责。这样，与其他门类的学科相比，哲学只能退居于黑格尔所说的“密纳尔瓦的猫头鹰”的地位。这就是说，哲学不同于其他各门具体学科，它是一种反思的学问，它的发问、分析和解决问题之道总是与现实有些距离。要发挥哲学的功能，让哲学回到实践中并且去指导实践，中间需要经过一些环节。这样，哲学不是简单地跟在某个具体实践活动或某门学科后面，人云亦云，而是要经过不断思考和分析，以特有的反思方式去关注、分析不断变化和发展的实践活动，最终提出自己的判断以指导实践。这样，哲学层面的论述就必须站在全局和历史的高度，而不能局限于一时一地的界限之内。

关于哲学所面临现代科学的挑战，这是一个无可争议的事实。现代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迅猛发展，已经形成了以“STEM”（科学、技术、工程、数学）为基础的知识整体，这在很大程度上改变、更新了当代的知识面貌、知识结构和研究方法。反观现代哲学的研究则没有跟上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发展步伐，与发达国家相比较，我们的哲学研究在这方面所面临的困境更为明显。哲学与当代科学知识相脱节，就必定没有能力反思当代知识成就以及由此引起的社会变革，就必定会远离时代精神，就必定不能承担它本应承担的历史使命。因此，恢复哲学的爱智求真的本质，呼吁哲学家坚持以天下学术为己任的胸怀，必定会要求当代哲学与当代科学实现深度融合。走出以哲学原理和哲学史为主要研究方式的樊篱，重新厘定哲学体系的边界，扩展哲学学术体系的知识视域，这是当代哲学家回应这一挑战的不二选择。

关于哲学所存在的民族性与世界性不相统一的问题，这是在历史中所形成的表面现象。如果我们纵观世界各国哲学史的发展，尤其是代表东西文明的中国哲学史和西方哲学史，并不存在某种完全局限于某个民族、某个国家或地域的哲学，无论是希腊文明与希伯来文明的结合，还是中华文明吸收古印度文明的成果——佛教，都充分表明哲学在世界范围的发展是动态的、联系着的，而不是各个民族彼此隔离、互不联系的学问。今天的世界哲学的范式恰恰是世界上各个民族、各种文明两千年来不断互相学习、互相融合的结果，尤其是近代以来交通工具和通信手段的快速发展已经彻底改变了过去那种相互隔绝、互不往来的空间关系，因而我们现在讨论的当代中国哲学建构也必定会沿着这条道路发展下去。

由此我们清楚地看到，马克思在一百多年前提出的“建立当代世界的哲学”的主张在今天具有十分明显的现实意义，其原因在于：一是当今世界各国人民的联系比以往任何时代都更为密切；二是马克思对哲学本质的深刻洞察。在马克思看来，精神的本质就是人对外在性、异己性的克服和扬弃，在精神上争取获得摆脱外在束缚的非依赖性。更为重要的是，马克思终生都在争取全人类的解放，他在呼吁建立“世界的一般哲学”时，是特别强调要克服不同国家、不同民族间的文化差异，突出了“世界的哲学”所具有的世界普遍性的本质要求。这样，体现为时代精神的世界哲学，就是全世界无产者借以获得自我意识和自身觉醒的武器。马克思对精神概念的这一诠释以及在此基础上提出建立当代世界哲学的主张，不仅是马克思对狭隘民族性的批判，而且还彰显出他对民族精神与世界精神的关系、某一国家特殊的文化传统与全人类的普遍理想之关系的辩证认识，突出了精神的伟大只有在全人类的解放事业中才能得到实现的崇高理想。

三

马克思的这一主张对我们今天建构具有世界意义的中国哲学有许多启示意义，尤其是在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方面，其意义更加突出，我们在建构中国自主的哲学知识体系时就应当思考当今中国哲学的世界意义，力图为人类世界观、历史观、价值观的建构提供新的理论视域。

首先，在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下，人类原有的知识面貌和结构已经发生巨大变化，它催生着哲学范式的变革，激励着当代哲学家要有一种真正的思想范式的转换。这种转换首先是一种在认识论、方法论和思想观念上的创新，然后才能做到学术上的建构。要做到这一步，首先就要求克服我们自身的思想僵化，在学科发展和建设中确立创造的精神和勇气。“周虽旧邦，其命维新。”中国哲学的发展虽然面临不少困难，但我们相信，只要我们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以问题为导向，从当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实践中挖掘新材料、新内容，提出新思路、新理念、新方法，就一定能提炼出有真知灼见的新理论、新学说，为建构中国自主的哲学知识体系作出应有的贡献，为当代世界哲学的发展提供我们的思想资源和理论资源。

其次，建构具有世界意义的中国哲学，不仅是新时代提出的新要求，而且也是当代哲学家义不容辞的历史使命。马克思所追求的世界哲学不可能也不应当是一个取消不同传统和思想之差异的统一整体，而是一个动态的实践过程，是其中相同之物和不同之物通过相互扬弃而达到的相互统一。我们建构新时代的中国哲学不仅要超越前人“外之既不后于世界之思潮，内之仍弗失固有之血脉”的志向，更重要的目的在于推动世界性的哲学和文化之形成。在这方面我们要秉持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这一重要论述，即：以文明交流超越文明隔阂，以文明互鉴超越文明冲突，以文明共存超越文明优越。只有这样，我们才能以海纳百川的博大胸怀勇于接受先进文化，达到思想高远而深刻，学术精湛而广博，最终不仅能造福于中华民族，而且还会有利于全人类的福祉。

最后，建构具有世界意义的中国哲学，更要求我们确立文化自信。哲学说到底不仅是时代精神的体现，也是民族精神的凝聚，每一个民族都要从自己所处的时代、环境去思考自身的生存境遇，并由此去建构、发展自己的哲学，以此去指导自身的实践。这里的关键是要注意处理好“民族性与世界性”“时代性与永恒性”等问题，尤其是要着力解决哲学理论与生活实践的关系问题。中国传统文化的一大特点就是学以致用、知行合一，而西方哲学的脱离现实、沉醉于逻辑思辨的特点则有意无意地削弱了我们的这一传统，因此，扬我之长、避彼之短，是我们建构中国自主的哲学知识体系的基本立场。我们只有积极主动地继承中华文化的优秀基因，才能不忘根本，真正推进中国哲学事业的发展；也只有在此基础上，我们才能推进中华文化在当代社会的创新发展，与其他文明体系一道促进全人类的精神发展，建立一个“各美其美、美美与共”的人类命运共同体。

当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伟大实践给我们建构具有世界意义的中国哲学创造了良好环境，为我们理论创新、学术繁荣提供了源头活水。“这是一个需要理论而且一定能够产生理论的时代，这是一个需要思想而且一定能够产生思想的时代。”我们必须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不畏艰辛、潜心研究，努力揭示我国社会发展、人类社会发展的大逻辑、大趋势，用发展着的理论去指导发展着的实践，真正做到为党和人民述学立论、建言献策，担负起历史赋予的光荣使命，在新时代再创中国哲学的辉煌！

（作者：谢地坤，系中国人民大学杰出学者、特聘杰出人文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