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西方的角度看，G20面对的问题到底是什么，我们设身处地地想一想。因为前段时间在评牛津大学一个教授写的一篇论文，他的论文不是讲G20的，他的论文是讲西方和非西方的关系的，用的题目是西方一直在socialization非西方，他说在今天这个时刻，尤其是中国崛起以后，尤其是金砖国家也在推动自己的替代性选择的时候，他认为西方自身太傲慢了，有点不应该继续推动socialization这个过程，而应该想办法accommodation非西方，就是说把长期以来执行的socialization这样一种西方的策略，转换成accommodation，就是适应。
所以我们看到康奈尔大学的林登康斯代（音）最近在中国的演讲，我海华东政法大学把它翻译出来了，也都是讲这个问题。路克文最近在上海的演讲也是在谈这个问题，这个就是accommodation和socialization，这两个字其实就是说socialization不太容易理解，我们这里有学社会学的人可能就知道这个字是怎么回事。
所以，我认为我们在研究G20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到这样一个问题，就是G20西方国家的话，可能是会继续吸纳这些新兴国家，尤其是中国和俄罗斯进入他们这个体系里面去，西方的自由秩序里去，但这种过程可能会遇到巨大的困难，或者阻力，有可能的话会停顿下来，这是个很大的问题。现在关于中国与西方，俄罗斯与西方的关系是热点讨论话题。
从非西方，尤其从中国的角度来讲，G20到底是什么？向何处去？是什么？为什么？新的世界秩序，从中国或非西方的角度来讲，可能这样一个G20承认了我们这样一个大国地位，当然中国人会说，我1945年就是联合国常任理事国，中国1960年代就是核武器大国了，我的大国地位怎么到现在才被承认啊？那主要是经济意义上的，主要是实力，科学技术、教育、软实力方面的，发展模式和制度方面的。是不是不再一起加入西方自由秩序接受和遵守西方制定的全球规则，这正是我们现在整个社会包括媒体现在讨论的热点问题，就是说我们是不是已经到了这么一个阶段，不再简单加入西方自由秩序，不再接受和遵守西方制定的全球规则，不管我们承认不承认是不是免费搭车，今后我就不愿意接受了，不愿意遵守你的规则，要遵守可以，但必须让我成为规则制定者。
一些全球的机构，像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进行民主化改革。大家看到G20的话，在新兴国家看来更多是一个协调机构，是个国际协调和国际合作的机构，是相互治理的机构，我总结了这么几条。
现在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世界的重新分化，我这半年在全世界各地走的话，参加各种会议和研讨，听到了西方人的声音，他们看到这种世界重新的分化。中美关系大家知道这是一个非常大的问题，这个现在没有解，没有答案，没有解决方案，现在尽管我们在推动新型大国关系，但这样一个成败，基本上没有人知道能不能成功，因为奥巴马就剩下两年了，下一任美国政府美国行政部门是不是继续新型大国关系，这个不知道。
像我们看到金砖这些事情，可能是被媒体夸大了，但是这些事情政治和象征性的意义实在太大了，金砖合作，金砖银行和外汇储备库，这些东西被西方渲染很厉害，认为这是世界分化的一个指标。最后大家看到俄罗斯和中国的关系越走越近，最近我看到俄罗斯联邦远东大学，在海参崴有一位中青年的非常有名的学者一直在探讨这个问题，他的观点《环球时报》上也有很多刊发，他就说对中国来说，在这个世界必须要有一个大国和中国，必须至少要有一个大国和中国在这个世界体系里活动，但是他说中国长期以来没有一个大国的伙伴，他说中国最终终于找到了俄罗斯，但由于这两个国家很不同，他认为主要是因为美国，中俄走到了一起。这个观点我也特别同意。
有一个固定的术语叫做外交势头，momentum，这是非常重要的外交学的术语。我认为G20，从外交上讲，势头已经丧失了。大家看看这个过程，墨西哥开这个会已经开始了，韩国开会momentum在上升，到法国总统开会的时候momentum还在，到了墨西哥的时候已经下来了，但在俄罗斯去年办了G20并没有挽救俄罗斯和西方的关系。澳大利亚现在正在办，但大家知道澳大利亚和韩国、墨西哥都一样，都是所谓中等强国，明年是土耳其，他们能不能让G20的外交势头恢复到2008-2011年那样一个势头，这个肯定是不足以力挽狂澜的。
加拿大办那个会的时候，就开始强调G7和G8、G20是并列的，分开开会。其实日本也是这个态度，尤其中日关系在最近一两年不太好的时候，日本是很反对G20取代G7或G8。
中国对外政策现在正在转型，在转型中间可以把诸如G20这样的多边机构，还不是很成熟的机构进行重点的培育和发展，这个可能要到顶层设计里去，要到外交政策的顶层设计里去。这个可能需要中南海去做决断，因为道理很简单，G20代表了一种比较可行的，比较务实的世界秩序，新的世界秩序，它是新的和旧的，它是一种共存，它是一种并存，它其实才是我们今年2014年纪念“和平共处五项原则”60周年，提到的Peaceful Coexistence ，不管Peaceful吧，这里面的关键单词是共存共处，新的和旧的，大家看到G20里有欧洲，加上欧盟就有6个成员国了，还有美国和加拿大，七国集团都在那里边代表旧的，新的当然是中国了，当然还有巴西，当然还有印度，当然还有南非和印度尼西亚这样一些国家。新和旧在这里面到底怎么协调，到底怎么相互适应，到底怎么相互治理。
G20是如此的重要，我们对它的重要性可能认识不够，尤其是从世界秩序的角度去认识这样一个G20，我觉得中国是要很好的重新做家庭作业。现在有人讲的话，要另起炉灶，讲一些很激进的观点，我觉得这些观点都可以理解，在某种角度上也能成立，但是这个观点很危险，而且也不现实。
所以，G20下一步如果中国能够主办的话，就让它有一些转型。转型要超越金融和经济，要让G20成为一个全球治理的全球治理。大家知道全球治理是一个体系很多的东西，环境、军备控制、气侯变化，它是一个体系，非国家行为体也很多都介入全球治理里，G20可以作为全球治理的全球治理，而且G20其实是一个非常好的大国协调。所以，中国重启G20这个项目的意义特别重大。从政治和国际关系的角度来讲，中国应该把这样一个事情和国际社会解释清楚，我们希望G20能够成为中国外交政策里面要推动的这么一个东西。金砖国家很重要，这当然是另外一个问题，但G20是我们要推动的世界秩序的一个基本的东西。（源自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G20热的冷思考 ”讲座）
庞中英，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国际政治教授，全球治理研究中心主任、美国布鲁金斯学会访问学者（客座研究员）。曾任职于清华大学、南开大学、南京大学-约翰霍普金斯大学中美文化中心国际问题研究所等。最近10年在国内外权威报刊发表的言论文章上百篇，并担任著名国际学术期刊国际编委等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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