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伐谋”，智库必须有的对外功能

王文 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执行副院长

《孙子兵法•谋攻篇》言：“上兵伐谋，其次伐交，其次伐兵，其下攻城。”孙子兵法里讲到的“伐谋”，正是智库常被人忽视的功能。20世纪尤其是二战后美国的崛起，与美国智库的“伐谋”密切相关。在过去很多时候，中国智库非但没能起到“伐谋”作用，反而容易成为他国智库“伐谋”的对象。当下，要建设中国特色新型智库，通常是从“咨政”、“启民”的角度来论述，“伐谋”往往被忽视，这不得不说是一种研究缺失。

智库“伐谋”能力，是大国崛起的标配

20世纪初，美国智库逐渐壮大。当时的一批智库如拉塞尔塞奇基金会、胡佛研究所和对外关系委员会开始从一战后的全球形势，以及美国如何逐渐抓住机遇走向全球，寻找广泛和深远的解决方案与政策建议。他们主要的工作方式，除了一般意义上的政策研究，以及在国内的公众层面说明美国要走出美洲的重要性之外，更多地是通过国际研讨会、论坛等方式，向英国、德国、日本、法国等当时的西方列强说明美国的善意，为美国平缓地、利益均沾式地介入到原有的西方列强势力范围而四处游说。一方面，这些美国智库不断地从传统列强的决策层得到各类对美国崛起的内部信息、政策评估与心理状态，将其形成研究报告，为美国白宫、国务院的决策者提供政策依据；另一方面，又善于把美国的“和平意图”、“协调国际事务的重要性”告诉传统列强，减少欧洲列强对美国的猜忌与不满，缓和美国与传统列强的关系。

当时的美国智库不遗余力地告诉欧洲，美国威尔逊主义的外交理念对协调各国利益、消除战争的多么有效。这种“伐谋”是如此有效，以至于在1920年代以后，美国在国际事务中的作用迅速取得与“日不落帝国”英国并驾齐驱的地位，作为一战战胜国的中国，也成为威尔逊主义的拥趸。当时五四运动时期，不少中国学生甚至还高喊“威尔逊总统万岁”的口号。

全球外交研究领域最权威奖项Lionel Gelber奖2002年得主沃尔特•拉塞尔•米德在其代表作《美国外交政策及其如何影响了世界》中明确说道：“智库的推动不止一次走在了国家的前面，并最终促使国家在整个外交政策中起到了作用。”类似这种智库的作用在二战后的全球秩序重构、冷战中以“和平”的方式战胜苏联，都发挥着不可或缺的作用。

以苏联解体为例，1985年3月戈尔巴乔夫任苏共中央总书记后，采取一系列积极行动缓和与西方的关系，欧美各国智库看到了这个重要的机会，纷纷将戈尔巴乔夫视为座上宾。戈尔巴乔夫的言论在欧美智库界相当畅销，不少西方国家的智库、民间机构、大学纷纷颁给发戈尔巴乔夫各类形形色色的奖项和荣誉称号。1990年甚至还授予戈尔巴乔夫“诺贝尔和平奖”的称号。不少欧美经济学家也纷纷向戈尔巴乔夫游说“休克疗法”对经济改革的有效性与重要性。很快，在各类思想与观念的冲击下，苏联采取了冒进、激进的经济改革，戈尔巴乔夫执政仅六年，苏联就分崩离析。

现在人们研究苏联解体的原因时，通常把重心放在苏联官僚阶层的腐败、冷战的军备竞赛、苏联体制的僵化等问题上。这当然是正确的。但是如果从“西方智库引领苏联‘自杀’”的角度来分析，或许会出现一番新的研究结论，即智库“伐谋”，大国崛起的标准配置。

智库是如何“伐谋”的

抛开咨政、启民等智库功能暂且不论，智库在“伐谋”方面大有可为。鉴于笔者过去一些年曾走访欧美日等国的数十家智库的经验，简要阐述一下智库的四大“伐谋”功能：

一是设置全球议程。目前闻名于全球的各类国际论坛，几乎都是由欧美智库或拥有智库功能的、欧美人主导的国际机构运营的。每年年初在瑞士举行的达沃斯论坛，几乎能确定未来一年经济评价的总体脉络；每年夏季由英国智库承办的香格里拉论坛，则基本上主导了亚太地区甚至全球安全评估的总基调；还有每年下半年召开的G20会议、APEC会议，许多议程的设置都有欧美智库的影子。设置议程的背后，是垄断国际话语的欧美霸权。要在国际话语上突破欧美霸权，中国智库必须介入到各类大型的论坛中。

二是影响国际舆论。欧美智库通常会在各类话题上发布全球评估报告，类似各国民主化程度的评估排名、各国清廉指数、人类发展指数、全球发展水平评估、全球新闻自由度评估、全球人权报告等等数不胜数。这些研究报告均以公允、扎实、客观的面貌出现，一经发表，就会令国际媒体争相报道。从中国的角度看，虽然这其中不乏有客观、优秀的研究成果，但不少仍夹杂着欧美意识形态的色彩，中国在这些报告中的排名通常都比较靠后，以至于国际形象常常受到损害。更重要的是，一些报告往往在经济上“唱衰中国”，大大干扰了中国国家发展的进程。由此看，中国智库必须崛起，加入影响国际舆论竞争的行列，方能为国家崛起助力助威。

三是广交各国朋友。欧美智库会设置各类图书奖项、访问学者计划、研究项目、国际研讨会，邀请各国研究精英参加，通过倾听各国的声音，形成本国对外政策的研判依据。这种沟通是不错的双轨沟通渠道，相当大程度上减少了国际双边、多边关系之间的误判，但另一方面，从中国的角度看，由于中国研究界的待遇普遍较低，研究能力的范式与维度没有发达国家来的丰富，有时候中国学者很容易就受到他国思想影响，甚至被说服。

四是影响他国政策。智库通过议程设置、舆论宣传、他国朋友等各类方式的目标，无非就是要影响他国政策。从上文讲的苏联解体例子可知，智库外交在许多时候都比民间外交、公共外交、政府外交要更有效。从中国的视角看，欧美智库的影响力在相当大的程度是存在的，尤其在国企改革、金融改革等议程上的发言权更大。吸纳他国智慧，维护国家利益，应当成为中国决策者对待他国智库建言的首要准则。

中国智库要致力于“伐谋”能力的提升

笔者在先前的智库专栏文章中，已经数次提及：国际竞争日益激烈，一流智库既要从事社会政策研究，还应广泛介入到全球事务中，如价值传播、结交国外精英等公共外交事务，在全球层面研究、设计与推动本国对外战略，将本国利益链条纵深延展至全球各个角落。

美国智库大多具有强大的战略传播能力，服务于国家的战略目标，对内影响决策与舆论，对外传播美国价值。中国智库要屹立于世界之林，也须多通过举办高端的国际论坛，发布具有国际影响力的研究报告，抢夺国际话语权，提升本国思想的国际干预力，推动中华文化与思想走向世界。

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应开拓国际化的视野，将智库建设纳入到国家外交大战略的体系中来运作。从智库的国际交往看，应当转变“外交无小事”的固有认识，而应营造宽松的政策环境，鼓励智库就各个“小事”灵活进行国际交流，建立中国整个外事部门与各级智库之间的广泛联络、沟通机制。

与此同时，中国特色新型智库还可以利用中国先进智库培训国外官员等方式，为国家外交大战略的实施与推广，广交国际朋友。建议新型智库可以加大与欧美著名高校、机构合作，设立欧美分部，在思想领域上广泛与当地交流，与此同时，主导欧美智库界对华研究议程，购买当地最上乘、最助于中国发展的思想产品，并向当地推广本国的理念与思想。

总之，中国正处于经济持续增长的转型期与全面深化改革的攻坚期，智库业大有可为，“伐谋”是智库发展的一块洼地。智库的真正春天才刚开始。“一年之计在于春”，决策者、社会与智库紧密配合，把握历史机遇，推进各项智库机制改革，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尤其在“伐谋”方面一定能成为推动国家崛起的关键力量。（欢迎关注人大重阳新浪微博：@人大重阳，微信公众号：rdcy2013）

《孙子兵法•谋攻篇》言：“上兵伐谋，其次伐交，其次伐兵，其下攻城。”孙子兵法里讲到的“伐谋”，正是智库常被人忽视的功能。20世纪尤其是二战后美国的崛起，与美国智库的“伐谋”密切相关。在过去很多时候，中国智库非但没能起到“伐谋”作用，反而容易成为他国智库“伐谋”的对象。当下，要建设中国特色新型智库，通常是从“咨政”、“启民”的角度来论述，“伐谋”往往被忽视，这不得不说是一种研究缺失。

作者王文系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执行副院长，刊于《对外传播》2014年第9期。

《孙子兵法•谋攻篇》言：“上兵伐谋，其次伐交，其次伐兵，其下攻城。”孙子兵法里讲到的“伐谋”，正是智库常被人忽视的功能。20世纪尤其是二战后美国的崛起，与美国智库的“伐谋”密切相关。在过去很多时候，中国智库非但没能起到“伐谋”作用，反而容易成为他国智库“伐谋”的对象。当下，要建设中国特色新型智库，通常是从“咨政”、“启民”的角度来论述，“伐谋”往往被忽视，这不得不说是一种研究缺失。

智库“伐谋”能力，是大国崛起的标配

20世纪初，美国智库逐渐壮大。当时的一批智库如拉塞尔塞奇基金会、胡佛研究所和对外关系委员会开始从一战后的全球形势，以及美国如何逐渐抓住机遇走向全球，寻找广泛和深远的解决方案与政策建议。他们主要的工作方式，除了一般意义上的政策研究，以及在国内的公众层面说明美国要走出美洲的重要性之外，更多地是通过国际研讨会、论坛等方式，向英国、德国、日本、法国等当时的西方列强说明美国的善意，为美国平缓地、利益均沾式地介入到原有的西方列强势力范围而四处游说。一方面，这些美国智库不断地从传统列强的决策层得到各类对美国崛起的内部信息、政策评估与心理状态，将其形成研究报告，为美国白宫、国务院的决策者提供政策依据；另一方面，又善于把美国的“和平意图”、“协调国际事务的重要性”告诉传统列强，减少欧洲列强对美国的猜忌与不满，缓和美国与传统列强的关系。

当时的美国智库不遗余力地告诉欧洲，美国威尔逊主义的外交理念对协调各国利益、消除战争的多么有效。这种“伐谋”是如此有效，以至于在1920年代以后，美国在国际事务中的作用迅速取得与“日不落帝国”英国并驾齐驱的地位，作为一战战胜国的中国，也成为威尔逊主义的拥趸。当时五四运动时期，不少中国学生甚至还高喊“威尔逊总统万岁”的口号。

全球外交研究领域最权威奖项Lionel Gelber奖2002年得主沃尔特•拉塞尔•米德在其代表作《美国外交政策及其如何影响了世界》中明确说道：“智库的推动不止一次走在了国家的前面，并最终促使国家在整个外交政策中起到了作用。”类似这种智库的作用在二战后的全球秩序重构、冷战中以“和平”的方式战胜苏联，都发挥着不可或缺的作用。

以苏联解体为例，1985年3月戈尔巴乔夫任苏共中央总书记后，采取一系列积极行动缓和与西方的关系，欧美各国智库看到了这个重要的机会，纷纷将戈尔巴乔夫视为座上宾。戈尔巴乔夫的言论在欧美智库界相当畅销，不少西方国家的智库、民间机构、大学纷纷颁给发戈尔巴乔夫各类形形色色的奖项和荣誉称号。1990年甚至还授予戈尔巴乔夫“诺贝尔和平奖”的称号。不少欧美经济学家也纷纷向戈尔巴乔夫游说“休克疗法”对经济改革的有效性与重要性。很快，在各类思想与观念的冲击下，苏联采取了冒进、激进的经济改革，戈尔巴乔夫执政仅六年，苏联就分崩离析。

现在人们研究苏联解体的原因时，通常把重心放在苏联官僚阶层的腐败、冷战的军备竞赛、苏联体制的僵化等问题上。这当然是正确的。但是如果从“西方智库引领苏联‘自杀’”的角度来分析，或许会出现一番新的研究结论，即智库“伐谋”，大国崛起的标准配置。

智库是如何“伐谋”的

抛开咨政、启民等智库功能暂且不论，智库在“伐谋”方面大有可为。鉴于笔者过去一些年曾走访欧美日等国的数十家智库的经验，简要阐述一下智库的四大“伐谋”功能：

一是设置全球议程。目前闻名于全球的各类国际论坛，几乎都是由欧美智库或拥有智库功能的、欧美人主导的国际机构运营的。每年年初在瑞士举行的达沃斯论坛，几乎能确定未来一年经济评价的总体脉络；每年夏季由英国智库承办的香格里拉论坛，则基本上主导了亚太地区甚至全球安全评估的总基调；还有每年下半年召开的G20会议、APEC会议，许多议程的设置都有欧美智库的影子。设置议程的背后，是垄断国际话语的欧美霸权。要在国际话语上突破欧美霸权，中国智库必须介入到各类大型的论坛中。

二是影响国际舆论。欧美智库通常会在各类话题上发布全球评估报告，类似各国民主化程度的评估排名、各国清廉指数、人类发展指数、全球发展水平评估、全球新闻自由度评估、全球人权报告等等数不胜数。这些研究报告均以公允、扎实、客观的面貌出现，一经发表，就会令国际媒体争相报道。从中国的角度看，虽然这其中不乏有客观、优秀的研究成果，但不少仍夹杂着欧美意识形态的色彩，中国在这些报告中的排名通常都比较靠后，以至于国际形象常常受到损害。更重要的是，一些报告往往在经济上“唱衰中国”，大大干扰了中国国家发展的进程。由此看，中国智库必须崛起，加入影响国际舆论竞争的行列，方能为国家崛起助力助威。

三是广交各国朋友。欧美智库会设置各类图书奖项、访问学者计划、研究项目、国际研讨会，邀请各国研究精英参加，通过倾听各国的声音，形成本国对外政策的研判依据。这种沟通是不错的双轨沟通渠道，相当大程度上减少了国际双边、多边关系之间的误判，但另一方面，从中国的角度看，由于中国研究界的待遇普遍较低，研究能力的范式与维度没有发达国家来的丰富，有时候中国学者很容易就受到他国思想影响，甚至被说服。

四是影响他国政策。智库通过议程设置、舆论宣传、他国朋友等各类方式的目标，无非就是要影响他国政策。从上文讲的苏联解体例子可知，智库外交在许多时候都比民间外交、公共外交、政府外交要更有效。从中国的视角看，欧美智库的影响力在相当大的程度是存在的，尤其在国企改革、金融改革等议程上的发言权更大。吸纳他国智慧，维护国家利益，应当成为中国决策者对待他国智库建言的首要准则。

中国智库要致力于“伐谋”能力的提升

笔者在先前的智库专栏文章中，已经数次提及：国际竞争日益激烈，一流智库既要从事社会政策研究，还应广泛介入到全球事务中，如价值传播、结交国外精英等公共外交事务，在全球层面研究、设计与推动本国对外战略，将本国利益链条纵深延展至全球各个角落。

美国智库大多具有强大的战略传播能力，服务于国家的战略目标，对内影响决策与舆论，对外传播美国价值。中国智库要屹立于世界之林，也须多通过举办高端的国际论坛，发布具有国际影响力的研究报告，抢夺国际话语权，提升本国思想的国际干预力，推动中华文化与思想走向世界。

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应开拓国际化的视野，将智库建设纳入到国家外交大战略的体系中来运作。从智库的国际交往看，应当转变“外交无小事”的固有认识，而应营造宽松的政策环境，鼓励智库就各个“小事”灵活进行国际交流，建立中国整个外事部门与各级智库之间的广泛联络、沟通机制。

与此同时，中国特色新型智库还可以利用中国先进智库培训国外官员等方式，为国家外交大战略的实施与推广，广交国际朋友。建议新型智库可以加大与欧美著名高校、机构合作，设立欧美分部，在思想领域上广泛与当地交流，与此同时，主导欧美智库界对华研究议程，购买当地最上乘、最助于中国发展的思想产品，并向当地推广本国的理念与思想。

总之，中国正处于经济持续增长的转型期与全面深化改革的攻坚期，智库业大有可为，“伐谋”是智库发展的一块洼地。智库的真正春天才刚开始。“一年之计在于春”，决策者、社会与智库紧密配合，把握历史机遇，推进各项智库机制改革，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尤其在“伐谋”方面一定能成为推动国家崛起的关键力量。（欢迎关注人大重阳新浪微博：@人大重阳，微信公众号：rdcy2013）

《孙子兵法•谋攻篇》言：“上兵伐谋，其次伐交，其次伐兵，其下攻城。”孙子兵法里讲到的“伐谋”，正是智库常被人忽视的功能。20世纪尤其是二战后美国的崛起，与美国智库的“伐谋”密切相关。在过去很多时候，中国智库非但没能起到“伐谋”作用，反而容易成为他国智库“伐谋”的对象。当下，要建设中国特色新型智库，通常是从“咨政”、“启民”的角度来论述，“伐谋”往往被忽视，这不得不说是一种研究缺失。

作者王文系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执行副院长，刊于《对外传播》2014年第9期。

《孙子兵法•谋攻篇》言：“上兵伐谋，其次伐交，其次伐兵，其下攻城。”孙子兵法里讲到的“伐谋”，正是智库常被人忽视的功能。20世纪尤其是二战后美国的崛起，与美国智库的“伐谋”密切相关。在过去很多时候，中国智库非但没能起到“伐谋”作用，反而容易成为他国智库“伐谋”的对象。当下，要建设中国特色新型智库，通常是从“咨政”、“启民”的角度来论述，“伐谋”往往被忽视，这不得不说是一种研究缺失。

智库“伐谋”能力，是大国崛起的标配

20世纪初，美国智库逐渐壮大。当时的一批智库如拉塞尔塞奇基金会、胡佛研究所和对外关系委员会开始从一战后的全球形势，以及美国如何逐渐抓住机遇走向全球，寻找广泛和深远的解决方案与政策建议。他们主要的工作方式，除了一般意义上的政策研究，以及在国内的公众层面说明美国要走出美洲的重要性之外，更多地是通过国际研讨会、论坛等方式，向英国、德国、日本、法国等当时的西方列强说明美国的善意，为美国平缓地、利益均沾式地介入到原有的西方列强势力范围而四处游说。一方面，这些美国智库不断地从传统列强的决策层得到各类对美国崛起的内部信息、政策评估与心理状态，将其形成研究报告，为美国白宫、国务院的决策者提供政策依据；另一方面，又善于把美国的“和平意图”、“协调国际事务的重要性”告诉传统列强，减少欧洲列强对美国的猜忌与不满，缓和美国与传统列强的关系。

当时的美国智库不遗余力地告诉欧洲，美国威尔逊主义的外交理念对协调各国利益、消除战争的多么有效。这种“伐谋”是如此有效，以至于在1920年代以后，美国在国际事务中的作用迅速取得与“日不落帝国”英国并驾齐驱的地位，作为一战战胜国的中国，也成为威尔逊主义的拥趸。当时五四运动时期，不少中国学生甚至还高喊“威尔逊总统万岁”的口号。

全球外交研究领域最权威奖项Lionel Gelber奖2002年得主沃尔特•拉塞尔•米德在其代表作《美国外交政策及其如何影响了世界》中明确说道：“智库的推动不止一次走在了国家的前面，并最终促使国家在整个外交政策中起到了作用。”类似这种智库的作用在二战后的全球秩序重构、冷战中以“和平”的方式战胜苏联，都发挥着不可或缺的作用。

以苏联解体为例，1985年3月戈尔巴乔夫任苏共中央总书记后，采取一系列积极行动缓和与西方的关系，欧美各国智库看到了这个重要的机会，纷纷将戈尔巴乔夫视为座上宾。戈尔巴乔夫的言论在欧美智库界相当畅销，不少西方国家的智库、民间机构、大学纷纷颁给发戈尔巴乔夫各类形形色色的奖项和荣誉称号。1990年甚至还授予戈尔巴乔夫“诺贝尔和平奖”的称号。不少欧美经济学家也纷纷向戈尔巴乔夫游说“休克疗法”对经济改革的有效性与重要性。很快，在各类思想与观念的冲击下，苏联采取了冒进、激进的经济改革，戈尔巴乔夫执政仅六年，苏联就分崩离析。

现在人们研究苏联解体的原因时，通常把重心放在苏联官僚阶层的腐败、冷战的军备竞赛、苏联体制的僵化等问题上。这当然是正确的。但是如果从“西方智库引领苏联‘自杀’”的角度来分析，或许会出现一番新的研究结论，即智库“伐谋”，大国崛起的标准配置。

智库是如何“伐谋”的

抛开咨政、启民等智库功能暂且不论，智库在“伐谋”方面大有可为。鉴于笔者过去一些年曾走访欧美日等国的数十家智库的经验，简要阐述一下智库的四大“伐谋”功能：

一是设置全球议程。目前闻名于全球的各类国际论坛，几乎都是由欧美智库或拥有智库功能的、欧美人主导的国际机构运营的。每年年初在瑞士举行的达沃斯论坛，几乎能确定未来一年经济评价的总体脉络；每年夏季由英国智库承办的香格里拉论坛，则基本上主导了亚太地区甚至全球安全评估的总基调；还有每年下半年召开的G20会议、APEC会议，许多议程的设置都有欧美智库的影子。设置议程的背后，是垄断国际话语的欧美霸权。要在国际话语上突破欧美霸权，中国智库必须介入到各类大型的论坛中。

二是影响国际舆论。欧美智库通常会在各类话题上发布全球评估报告，类似各国民主化程度的评估排名、各国清廉指数、人类发展指数、全球发展水平评估、全球新闻自由度评估、全球人权报告等等数不胜数。这些研究报告均以公允、扎实、客观的面貌出现，一经发表，就会令国际媒体争相报道。从中国的角度看，虽然这其中不乏有客观、优秀的研究成果，但不少仍夹杂着欧美意识形态的色彩，中国在这些报告中的排名通常都比较靠后，以至于国际形象常常受到损害。更重要的是，一些报告往往在经济上“唱衰中国”，大大干扰了中国国家发展的进程。由此看，中国智库必须崛起，加入影响国际舆论竞争的行列，方能为国家崛起助力助威。

三是广交各国朋友。欧美智库会设置各类图书奖项、访问学者计划、研究项目、国际研讨会，邀请各国研究精英参加，通过倾听各国的声音，形成本国对外政策的研判依据。这种沟通是不错的双轨沟通渠道，相当大程度上减少了国际双边、多边关系之间的误判，但另一方面，从中国的角度看，由于中国研究界的待遇普遍较低，研究能力的范式与维度没有发达国家来的丰富，有时候中国学者很容易就受到他国思想影响，甚至被说服。

四是影响他国政策。智库通过议程设置、舆论宣传、他国朋友等各类方式的目标，无非就是要影响他国政策。从上文讲的苏联解体例子可知，智库外交在许多时候都比民间外交、公共外交、政府外交要更有效。从中国的视角看，欧美智库的影响力在相当大的程度是存在的，尤其在国企改革、金融改革等议程上的发言权更大。吸纳他国智慧，维护国家利益，应当成为中国决策者对待他国智库建言的首要准则。

中国智库要致力于“伐谋”能力的提升

笔者在先前的智库专栏文章中，已经数次提及：国际竞争日益激烈，一流智库既要从事社会政策研究，还应广泛介入到全球事务中，如价值传播、结交国外精英等公共外交事务，在全球层面研究、设计与推动本国对外战略，将本国利益链条纵深延展至全球各个角落。

美国智库大多具有强大的战略传播能力，服务于国家的战略目标，对内影响决策与舆论，对外传播美国价值。中国智库要屹立于世界之林，也须多通过举办高端的国际论坛，发布具有国际影响力的研究报告，抢夺国际话语权，提升本国思想的国际干预力，推动中华文化与思想走向世界。

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应开拓国际化的视野，将智库建设纳入到国家外交大战略的体系中来运作。从智库的国际交往看，应当转变“外交无小事”的固有认识，而应营造宽松的政策环境，鼓励智库就各个“小事”灵活进行国际交流，建立中国整个外事部门与各级智库之间的广泛联络、沟通机制。

与此同时，中国特色新型智库还可以利用中国先进智库培训国外官员等方式，为国家外交大战略的实施与推广，广交国际朋友。建议新型智库可以加大与欧美著名高校、机构合作，设立欧美分部，在思想领域上广泛与当地交流，与此同时，主导欧美智库界对华研究议程，购买当地最上乘、最助于中国发展的思想产品，并向当地推广本国的理念与思想。

总之，中国正处于经济持续增长的转型期与全面深化改革的攻坚期，智库业大有可为，“伐谋”是智库发展的一块洼地。智库的真正春天才刚开始。“一年之计在于春”，决策者、社会与智库紧密配合，把握历史机遇，推进各项智库机制改革，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尤其在“伐谋”方面一定能成为推动国家崛起的关键力量。（欢迎关注人大重阳新浪微博：@人大重阳，微信公众号：rdcy20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