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库巡礼之一：人大重阳

——“智库巡礼”带你揭开智库面纱之一

起步：人民大学和重阳投资的双重优良基因

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以下称“人大重阳”)是一家年轻智库，却被很多人视为“中国特色新型智库”的第一代表。2013年4月，习近平总书记就“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做了重要批示，将智库发展提升到国家战略的高度，人大重阳赶上了这个智库的最好时代。

2012年秋，中国最优秀私募基金公司“重阳投资”董事长裘国根先生向母校中国人民大学捐款两亿元。在人大校长陈雨露教授的极力推动下，将这笔钱的相当一部分用于成立新型智库。这是2013年1月19日人大重阳的建始背景，也是该智库的执行副院长王文眼中最重要的两大基础。

有了两大强力支撑，人民大学与重阳投资确定了这家智库的大框架，比如理事会等。而细节与落实，诸如院址装修、运营团队、内部制度、研究课题、发展步骤、战略规划等全部从零起步。

效果不出所料，人大重阳一起步就发展迅猛。2013年5月，研究院建院4个月后召开第二次理事会，哈佛大学费正清研究中心主任柯伟林教授(William Kirby)专程从波士顿赶到北京开会，惊叹道：“人大重阳4个月做的，在哈佛可能需要几年才能做到。”此言非虚，在此后一年多，人大重阳以“平均每个工作日发表2篇公开文章、平均每天有7家次媒体报道，平均每周2-3各类研讨会、每周送一份内参、每月出一个书、每季度都能得到领导人批示”的速度向优秀智库全力冲刺！

一度有人怀疑这种“冲刺”能持续多久？2014年10月19日，王文带着人大重阳代表队跑完了全程北京马拉松。第二天，他一瘸一拐地上班，并在全院交流中透露：这是个人的第一次，是为全院跑的，希望借42.195公里的长跑坚持表达人大重阳的意志与精神。

而在此前一篇名为《家国情怀、舆论乱象与智库职责》的专访，王文将个人与人大重阳的相遇称为“缘分”：人大重阳成立之初，恰逢中国人民大学近年来不断创新，对新生事物的包容以及敢于改革的锐气有目共睹；重阳投资已经形成了圈内人所共知的一系列成熟金融投资理念；智库对国家崛起的重要性又在不断凸显，两者创办智库的共识实际上是传统教育机构与社会新锐力量融合的产物。“人大重阳”天生就带着优良的基因，这样的机会相当难得。

思路：在经典理论指引下摸索与进步

在相当程度上看，人大重阳是中国35年来发展的缩影：有理论支持，但前进的道路却很漫长；是一种新事物，前面没有参照的范本，只能一步步探索；很重要，但有时也会被人误解；发展迅猛，但也很不容易，很辛苦……

同事们称王文是精力旺盛的“工作狂”、“嫁给了研究院”，但在王文看来，人大重阳院长陈雨露、联席理事长裘国根更辛苦、更期待人大重阳能有更好的成长。“全院都得到了高度信任与支持，我们没有任何理由不把这件事做好啊！即使暂时会遇到一些不理解，也要坚持下去。”王文表示。

智库的机制、人员和运营与传统学院有很大不同。学院着重做学术研究，智库做政策研究；学院的重心在影响学术界、高校界，智库的重心在影响社会和决策；智库更加社会化和国际化，更加讲究现实。现实变化快，智库研究也要适应这种变化。但在传统的学术体制下，要探索新问题、真问题、没有人研究过的问题，肯定是不容易的。“这个过程中我和同事小心翼翼，如履薄冰，努力寻找一些很少有人触摸过的大问题、新问题。”于是，人大重阳很快就开成了G20国家智库论坛、丝绸之路经济带12国智库论坛、APEC高官会等大型议题的国际研讨会，并推出许多高质量的报告与书籍。有人评价道：中国与金融、投资相关的三大对外战略背后，都有人大重阳的智力身影。

王文把这些进展归结为“大金融”理论的指导。作为人大重阳立院的理论宗旨，“大金融”概念是人民大学20多年来长期研究积累下来的思想精华，堪称“金融学的中国学派”。2013年陈雨露教授出版了大金融理论的集大成之作《大金融论纲》一书，将该理论推到了新高度。该理论讲求微观与宏观、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的统合，主张高效、稳定和危机防控的三维一体，体现了人大金融学科全国高校第一的实力，也应合了目前中国金融改革的时代需求。

定义智库新模式：咨政、启民、伐谋和育才

经历了30多年改革开放之后，整个中国进入了第二轮创业和第二轮改革的关键时期。从决策的角度来讲，国家也需要有一批全新的智库，需要智库界的创业者。在结合了时代需要、决策者诉求以及运营摸索的基础上，人大重阳走出一套自己的智库特点。王文把它概括为八个字：咨政、启民、伐谋和孕才（详细）。“人大重阳”有众多广为人知的成绩，在G20问题研究、丝绸之路经济带、互联网金融、金融改革等等一些重大问题上都发挥了一定的决策影响力。一位人大教授说，这些成绩是把中国人民大学学者的思想转化为决策影响力、社会影响力的必然结果。

通过采访，中国网记者发现，人大重阳内部的一项重要工作，就是“思想转化”。人民大学有中国最为优秀的智力资源，只能发掘出这个资源，在人大建金融智库就是生逢其时。于是就有了人大重阳在银行改革、金融消费者、互联网金融等方面的重要位置。

目前，人大重阳有八种系列产品，包括宏观日报、研究动态、金融简报、研究报告、论坛集锦、宏观周报、出版物、调查报告。八种产品各自针对不同的服务对象。如果把人大重阳比喻成一个思想工厂，它每天会为不同的决策人群和公众专供各种思想产品。这让“智库中国”的记者联想到互联网思维。人大重阳也在用互联网思维指导智库的运作。

一位智库研究者说，互联网很重要的一个特点就是把整个社会变得扁平化。过去智库是非常神秘的，现在就是在破除神秘。智库只是生产思想服务给不同的人而已。智库除了为决策者服务之外，还要服务于大众，因为大众也需要严肃的专业化的具有国际视野和具有务实理念的思想的生产者。

团队：成分多样、形式灵活

“人大重阳”的研究力量基本上分为三部分，第一部分是全职的研究人员，能够高效地生产内参报告。第二部分是高级研究员，大概有50多位，由来自16个国家的前高官、金融大腕和著名学者组成，比如前联合国副秘书长、前伊朗外交部长等等。前中国银行副行长、人大重阳的创院高级研究员张燕玲不只在一个场合表达了对这种机制的赞许。在她眼里，这批年轻人很有干劲，是国家的未来希望。前伦敦商业与经济署署长罗思义(John Ross)是最“火”的人大重阳高级研究员，2014年10月初，他对英国虚伪香港政策的批判在新浪微博持续保持着数日的第一关注度，得到数千万人阅读。前瑞士苏黎世州银行北京首席代表是高产的高级研究员，他提出的“美国需要改革开放”后来曾被高层引用。王文介绍：“一些高级研究员虽然退休，但是他们有很多很经验的思想，依然能够发挥出重要作用。我对他们这些前辈内心充满感激。”

第三批研究力量是因项目需要而邀请研究人员，有数百人。“小核心，大外围，是很多国外发达智库的经验”，王文说：“他们的效率非常高，通过各类研讨会，经常会提出很好的建议，是相当给力研究力量。”

情怀与困境：构建一种优秀的“智库文化”

谈到对中国智库发展的期待，清华大学朱旭峰教授对“智库中国”记者说：“中国目前需要一个好的智库文化，智库是一个新兴行业，实际上它应该是整个知识生产生态圈里面重要的一环，但是目前并没有被知识生产的生态圈所完全地融合。”

王文解释道，所谓知识生产者，通常是由四部分构成的，第一部分是学院派，第二部分是以媒体为代表的社会派，第三部分称为官方派，第四部分是智库派。学院派学者强调严谨和学术；以媒体为代表的社会派，则希望观点越生动越好；官方学者的研究可以直接给决策层使用。只有智库的研究，既要通俗易懂又要严肃，要兼顾学术、社会和官方三个派别的特性。如果知识体系是一个圆的话，智库作为一个行业，是学术机构、社会派媒体以及官方科研机构的交集。

因此社会，媒体，学术还有政府都应该理解、接纳和认识到良好的智库文化的重要性，政府应该善待、善用、善管智库。中国的决策民主化，社会化过程中，需要有智库的身影，他们既关心国家命运，又能够独立地看待国家发展。

王文认为，在中国，智库目前仍然面临着一个“去尴尬化”的境地，随着习总反复提中国特色新型智库，智库迎来了中国有史以来最好的时期，去尴尬化的前景也越来越光明。中国网设置的“智库中国”本身也是一个很好的标志，标志着媒体能理解智库发展，能与智库合作配合；人民大学成立重阳金融研究院，也说明了大学在接纳智库；官方采纳智库意见，也意味着决策者在接纳智库。在这个过程中，重阳研究院只不过是被接纳的一个很好的典范，相信像重阳研究院这样的智库会越来越多，产生的效应能够为国家做出更多贡献。一个中国特色新型智库的文化氛围形成，一些良性的、积极的、比较正向性的、有利于国家整体发展的智库文化群的形成，应该在未来八年到十年左右会出现。这正是我们这批年轻人的智库信心。

人大重阳信息中心负责人胡海滨是2013年秋季加盟的院内最年长员工之一，常被同事们称为“海滨姐”。但她说，在人大重阳工作，能够时刻保持年轻的状态。“时时刻刻有种时不我待的感觉，国家有太多的事需要我们去做了。年轻人能跟国家的命运相互联系在一块，有一种幸福感。等你老了再回过头看，自己年轻的时候，会非常骄傲感。现在这个时代把自己的工作和国家的命运，和时代的脉搏联系的工种其实不多。”

她将中国的80后、85后称为全世界最优秀的80后、85后。因为中国的年轻一代在领衔着全世界的发展。在人大重阳的墙上赫然写着“天道酬勤”四个大字，这或许正是这家智库有使不完力气的重要原因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