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9月7日，《纽约时报》在头版刊登长篇报道《外国势力正在收买智库影响力》(Foreign Powers Buy Influence at Think Tanks)，指名道姓地称华盛顿一些智库接收外国政府或外国机构的巨额资金，利用其政策影响力为这些国家游说。报道在美国政坛和学界引起很大反响。布鲁金斯学会等知名智库随即发表回应，反驳《纽约时报》的报道不实。由于事关各大智库的声誉和利益，预计围绕此话题的论战还会持续发酵。
在9月13日举行的“国研智库论坛2014”上，智库的独立性、公正性以及相关的筹融资机制等问题，也成为与会各类智库代表们热议的焦点。
客观中立是成功智库的文化共性
相较于“独立性”的表述，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党组成员、办公厅主任隆国强更倾向于使用“中立性”一词。他在演讲中说，世界上成功的智库，在文化上有许多共性，其中，客观性、中立性是首要的方面。“这应该是智库的立场，每一个国家优秀的智库一定是站在全民利益、国家利益上来思考问题。”
隆国强提到了美国智库的例子和《纽约时报》那篇报道。在他看来，“现在让智库为全人类说话，有些情况下可以，大部分情况下还不可以，但至少要围绕着一个国家的利益。中国的智库要替外国说话恐怕是不能容忍的，任何一个国家均是如此。”“在美国，好的智库都拼命标榜自己是非党派的，（虽然）可以接受各种各样的捐助、各式各样的委托，但研究是基于公共利益的，基于对国家对全民负责的。”
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秘书长卢迈同诸多国际知名智库联系频密，他用光谱来比喻中国智库的独立性——光谱的一端是直接隶属于政府的智库机构，然后是半官方的智库，再然后是高校智库，另一端则是民间智库，不同智库在独立性上的差别比较大。
卢迈通过借鉴国际一流智库的成功经验，提出作为智库机构，既应保持与政府的某些联系，又应保留相对独立的地位。“保持联系是因为你是以公共政策为研究对象和目标；有相应的独立地位，就是不能光给政府政策作注解，要有你自己的判断，给政府提出多种政策的选择”。
中国人民大学经济研究所所长毛振华基本赞同卢迈对于智库与政府关系及智库独立性的看法。他说，从国际上的智库情况看，只有极少数的政府智库，大多是民间智库。美国的很多重要决策都来自半官方甚至全民间的智库，例如兰德公司对朝鲜战争的研判。
毛振华说，各国的民间智库不仅形式多样，以研究所、基金会、公益组织、咨询机构等不同面目出现，其资金来源和独立性情况也很复杂，有的智库是中立性的，不受特定利益的制约，自己寻求资金进行独立研究；也有的智库公开宣称代表某个利益阶层，例如美国企业研究所，就是为共和党服务的智库，代表共和党背景的资本家立场和利益，“它提出的政策意见市场不需要甄别，它也不会伪装”。
所以，“资金来源要公开，公开之后就好了，我讲明了这个来源，我就是这个立场。拿别人的钱却又冒充公共立场，那就是有危害的。”毛振华说。
上海社会科学院智库研究中心副秘书长权衡认为，相对独立的研究机构是现代智库的重要特点，也是智库的核心资源。智库的独立性不应受其党派、政治等背景的影响，体现为思想的独立、表达的独立以及与某种利益的脱节。有了独立性，就会有影响力。
作为民间智库的代表，北京国际城市发展研究院院长连玉明表示，民间智库最重要的本质就是其独立性，包括独立的主体资格、独立的研究方向、独立的人才机制、独立的资金渠道、独立的管理模式和运作方式。
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院长薛澜则从提高政府和社会宽容度的角度，提出了保护智库独立性的建议。他说，“智库的一些观点、结论可能是大家一时难以接受的，或者跟我们的想法、价值判断有所不一样，包括跟政府部门的想法不一样。这种情况下，要能容忍这些不同的观点和建议。”如此，才能真正使智库做出高质量的政策研究，保证智库的健康发展。
探索合理有效的筹资体系和治理机制
智库是个资本密集型行业，其建设与发展需要大量资金投入。钱从哪里来、怎么用？如何处理好筹融资与独立性之间的关系？参加这次论坛的智库业界各路嘉宾对此畅所欲言。
卢迈表示，智库必须有稳定、丰富的资金来源，不至于让研究追着钱跑，哪里有钱就做什么，做得非常零散。在这方面，仅靠政府不行，还是要靠社会，靠企业家中的有识之士来支持。过去，我国智库有借助国外资金开展研究的情况，现已逐渐减少或停止，这一方面是因为国外机构认为中国发展起来了，对资助中国的资金有所控制，另一方面是中国出于国家安全和国家利益的考虑，对来自国外的这类资助有所提防，“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应该广泛开拓国内资金来源”。
毛振华亦认为，解决经费来源对智库而言很重要，但目前在我国还存在许多“禁区”，拿了谁的钱做研究会带来很多问题。他建议，从观念上、法律上进一步革新，解决智库的独立性问题。
薛澜强调了对智库的有效治理和规制。他说，如果没有合理的资助体系和有效的治理模式、治理机制，智库本身就会带有某种偏向性，或者成为某种资助方的代言人。而最有效的方式就是公开、透明，比如理事会制度、财务公开机制等，“使人们能看到这个智库背后的资助方是谁，和它的观点之间是否有密切的利益关系。如果确实有这种关系，大家就知道它的观点是有偏差的，它是代言人，那么就会对它的信誉产生疑问，这样它的作用就会是有限的。”薛澜认为，应当通过这样的制度安排，在社会上建立起对智库的筛选和淘汰机制。
薛澜还指出了当前智库资助体系的不足，他以某些官方智库为例，“很多重要的研究，如果严格按照市场机制的角度来讲，得到的资助远远不够研究成本。长远来看，老是依靠这种边际成本的付费机制，难以使中国智库健康成长。”
权衡也说，现在我们的大部分智库是官方背景，通过政府筹措资金，民间智库的筹资机制不健全，“有的今天开明天关”。
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是由上海一位企业家捐助2亿元成立的智库机构，被论坛主持人、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韩俊称为“在运用民间资金建设中国特色新型智库方面做了有益探索”。该院执行副院长王文在发言中分享了他们“幸福的烦恼”——成立迄今仅一年半，重阳研究院的资金池增加了一倍多。王文向与会的其他智库代表发出了合作邀请。
参加论坛的企业家代表、北京万通宜金投资管理有限公司董事长韩惠敏表示，愿为我国智库的成果落地、服务于国家和社会，肩负起企业家的责任。
建设一个健康、有活力的智库市场
“市场”，是好几位嘉宾在讨论智库的机制创新时，不约而同提到的词。
薛澜说，应该探索如何建立健康的、生机勃勃的政策研究市场。针对同样的问题，有不同的机构进行研究分析，可能得出不同的结论和政策建议，让这些不同的观点在市场上互相竞争，通过大浪淘沙留下最优的政策建议，就会使决策失误的可能性大大减小。
北京师范大学新兴市场研究院院长胡必亮说，要逐步建立一个智库市场，改变目前“官方智库既能从财政拿钱又有荣耀，民间智库的研究成果卖不了钱”的状况。
还有多位代表谈及现行智库财务管理制度存在的弊端。权衡举例说，不能老是让“专家们被逼得到处找发票报销”。“我们的人才评价制度、经费管理体制、组织体制等都需要改革创新，不然中国特色的新型智库体系很难建立起来”。
韩俊在做本次论坛的总结发言时说，智库要创新、建立多元化的筹融资机制，要为更多的社会资本、民间资本支持智库发展创造更宽松的政策环境。
他也提到了财务管理制度的问题，“智库是用了很多政府的钱，但如果政府完全像管一个行政机构那样来管智库的财税，民间资本进来之后也像管财政的钱那样管，就会成为一潭死水。这是没有把智力看成需要得到高回报的劳动来看待。”
评 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