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余年来世界经济治理体系建立、发展、变迁，很多都是危机倒逼出来的。G20的诞生和由双部长级别升格为国家元首规格的论坛，也是由金融危机引起。由于G20具有较高的代表性（覆盖了全球经济的90%、全球贸易的85%、全球人口的三分之二），特别是新兴经济体国家，起到了危机时期引领经济的火车头作用。G20影响力不断扩大，人们普遍认为它是目前全球经济合作对话的最佳平台。
G20这一应对危机的产物，已显示了其治理危机的成效，各次峰会证明了平等对话的力量。全球合作协同应对危机取得的成果，说明了G20发达国家与新兴经济体国家联合治理的优势，各国元首亲自参与对话是G20效率和权威的根本保证。发达国家应顺势而为，放弃霸权思维。
但目前看来，发达国家在经济复苏后，对G20的热情、对全球治理改革的紧迫性有所下降，包括早已达成一致的IMF投票权重新分配一事，美国国会就一直拖延而不通过，美国又联合一些国家搞TPP、TIPP等新架构，其势必分散G20的影响力。
G20是西方发起创建的，西方国家，特别是美国，有责任落实G20领袖宣言决议。平等对话，世界的事让世界的代表共同讨论，这是避免世界经济、政治危机的唯一正确之路。但有个别大国习惯了对别人指手画脚，我行我素，听不进不同意见，不觉得自身也有需要改革的地方，美国在这次世界金融危机中因此遭到全球的批评。请西方学会放弃霸权，放弃傲慢，也开始真正地改革。
G20成员，特别是大国成员，应当带头做负责任的大国，在考虑自我发展和利益的同时，也要考虑全球的发展和利益，总是以损人利己的做事方式生存，是行不通的，会被孤立的。
发达国家应正视全球经济力量格局的改变。近几年来新兴经济体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一直在50%以上，危机时期超过70%。G20也承诺要改革国际货币体系，这就需要尝试。近年人民币用于跨境贸易支付并逐步实现可兑换，金砖国家基建银行及其基金的建立等，都应被视为改革的端倪，G20对此应给予理解和支持。危机已证明美元主导的国际货币体系存在巨大隐患与风险，应支持各国使用负责大国的稳定的货币来分散风险。正如世界银行行长佐利克所主张的：我们需要一种包容发达国家、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灵活高效的“新多边主义”与这个时代的需要相适应。
G20领导人是全世界的精英，应展现远见和魄力，用正确的思想和理念引导全球经济走向可持续增长。习近平主席在圣彼得堡峰会上提出“负责任宏观政策新命题”，这一主张定会不断丰富与发展，并显现出越来越大的影响力。共同采取负责任宏观经济政策命题包括许多方面，首先，正确处理经济政策，推动世界经济可持续增长，而不是单纯依靠刺激政策、宽松比赛；第二，各国做好各自的工作；第三，加强政策协调，共同应对风险和挑战；第四，正视现实，不能用过去的老办法——西方大国定规矩，全球跟着执行。
我认为随着国际形势日新月异的发展，G20也应不断加强自身建设，才能更好地肩负起革故鼎新，开拓进取，领导全球的重任。当前最需要加强的是下列这几个方面的工作：
一是议行合一的权威性，包括程序严密，规制合法，常设化，轮值化，透明化，预警机制和救助机制完善。议行统一，运转高效，令行禁止，表率性强。
二是影响广泛的代表性。除了重视G20中新兴经济体国家的意见外，还要注意听取G20外部不同地域和类型国家的声音，特别是发展中国家的诉求，这样才能掌握各种真实的情况，更好地解决各种难题。
三是利益共享的普惠性。地球村成员都是利益相关国家，每个国家都有权分享世界经济增长的红利。改善国际治理的目的，就是普惠民众。
四是防患未然的前瞻性。危机倒逼改革，G20应运而生。避免危机、阻止战争应该是G20的宗旨。加强防患于未然的学术研究，提高超前意识，清除危机发生的土壤，应作为G20的终身课题。
五是双脑并用的创意性。G20应充分发挥全球智库的力量，调动国际政府和非政府组织及各国智库的力量，来为G20做顶层设计及微观政策建议，以保证G20的关注焦点始终是当下世界主要矛盾，G20决议的问题解决方案是最优方案。
总之，在制度设计方面，应加强机制化和制度化，而不应让G20复杂化。建立一个使大家乐于在一个平台上使用共同语言，讨论可操作强的解决问题的途径，不断完善G20功能，充分认识世界的变化，正视全球经济力量格局的改变，顺应时代发展，找准世界治理的问题所在，最终建立一个适应21世纪的国际社会治理机制。(作者是中国银行前副行长、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高级研究员。)
本文摘编自陈雨露主编的中国首部G20智库蓝皮书----《大金融与综合增长的世界——G20智库蓝皮书2014-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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