雷希颖 察哈尔学会研究员
近段时间以来，随着中国的新经济发展战略实践力度的增大，包括建立金砖国家开发银行、发展“一路一带”、创立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全面系统推进亚太自贸区进程等，以西方媒体为代表的一些国际舆论开始热炒“中国抗衡美国”的概念。其中，西方媒体的标杆之一的《纽约时报》，在对这个概念的炒作和推广上更是毫无保留，无论是在习近平主席上任前就开始影射中国要挑战美国的领导权，还是中俄合作提升后暗示中俄将联合对抗美国，亦或是中国新丝路战略抛出后讽刺中国抄袭和挑衅美国在中亚的“新丝绸之路”等，都清晰的表明了西方媒体的态度，即但凡中国推动的，可能会影响到美国利益的行为，都将被扣上“中国抗衡美国”的标签和帽子。
不过，这种思维其实并不让人陌生。毕竟，从上世纪末，苏联解体后开始，“中国威胁论”早已开始受到西方媒体、政界和学界的热捧，尤其是改革开放后，中国在经济、政治、文化、军事等综合领域都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这些都给予了西方媒体更加充分的炒作“中国威胁论”的理由—“中国抗衡美国”的概念，不过是“中国威胁论”的一个细化的形式。
当然，这类思维和现象的形成并不奇怪，除了因为冷战思维的延续外，中国在历史、文化、价值和社会现状等几乎所有方面，都有着自身鲜明的、与西方国家截然不同的特点和状况，面对这样一个“异类”，面对这样一个发展速度都远远超乎西方人的想象能力的“大块头异类”，面对这样一个发展速度超快、块头超大，且多数西方人知之甚少的“异类”，没有恐惧，那是不可能的。这是正常的社会心理。
不过，这些都不是造成西方社会“恐中”心理形成的关键原因。因为上述三大原因，都无法带来绝对的影响：
第一，国与国的差异在任何国家间都存在，可类似于伊朗在巴列维时期与美国一唱一和、印美关系紧密、日韩美军事同盟牢靠等情况也不胜枚举。
第二，“和平崛起”是中国长期以来在发展过程中未曾动摇，也不会动摇的基调。中国的发展至今为止不仅没有来带战争，反倒是让越来越多的国家受惠其中。
第三，现代通讯技术的发展，以及旅游的便捷，东西方完全有机会和条件去进行更加深入的了解。
事实上，真正造成西方社会“恐中”心理形成的，是西方政治需要一个假想敌的现实所决定的。因为西方政治需要一个假想敌，中国与西方的各方面的差异便会被政治主导下的西方舆论，在日常生活中被有意无意的进行放大和解读；因为西方政治需要一个假想敌，中国在所有领域的发展和成绩都可以被解读为“威胁”；因为西方政治需要一个假想敌，东西方普通民众间的联系、沟通和交往，都会或多或少的被人为的设置出很多的障碍。换个角度来理解，西方“恐中”并非中国真的那么“恐怕”，仅仅是因为，西方政治需要一个“恐怖的中国”。正因为如此，新中国在建国后的内外方针策略，以及所做出的行为上，只要有任何可以被引述例证“中国威胁”、“恐怖中国”或“中国抗衡”的，都会被西方媒体拿出来反复渲染、夸大和灌输。
行文至此，或许会有读者问，为何西方政治需要一个假想敌？在笔者看来，这是由西方社会的历史、价值和政治生态所决定的。与中国在大多数历史时期都处于内部稳定、“万邦来朝”的情况不同，以英国、法国、德国为代表的西方国家，它们在长期的历史发展中，多处在均势的对抗中，不断重复摩擦、战争和再妥协的过程。在最近的几个世纪，这种情况更加的严重，从穆斯林国家动乱，到诸侯的混战，到英法的怨念，到德国的恐惧，再到俄罗斯的威胁，西方主要国家的政治生态似乎从未历经过“太平”。二战后，随着东西方阵营的成型，以及雅尔塔体系的建立，这种以“假想敌”为核心的政治思维发展到了顶峰，并形成了以协议为基础的庞大的军事同盟集团。
现在，虽然冷战已经结束了二十多年，可这种思维习惯和军事同盟集团却从未消失，甚至还在不断加强。因为它们想要维持自身的存在和延续，就必须不断找寻替代品，否则，它们的存在基础就将被摧毁。更主要的，冷战结束后，确立的以美国为核心的，一超多强的国际社会新秩序，使得既得利益国家群体能够最大限度的掌握国际社会的资源、压榨弱小国家的利益，以满足和维持本国不符合当前社会生产力水平的高福利状况和社会生活水准。这种情况在特定的历史阶段可以维持，但是随着占全世界总人口80%以上的众多新兴国家的高速崛起和发展，这种旧秩序是注定无法继续的，是必须改变的。发展中国家必定会要求获得更多的资源、更多的话语权、更多的规则制定权。因为，只有这样，人类社会才能在更广泛的意义上实践“人权”、“平等”、“正义”的价值。
基于以上种种，与其说是中国在抗衡美国或者西方世界，倒不如说，是当前的国际秩序和霸权主义思维的使然，是美国和西方世界出于维护当前这个已经不符合国际社会发展大潮的旧秩序的目的，刻意渲染出的一种氛围——当然，选择中国只是当前国际社会现实决定的，不过，哪怕没有中国，只要需要，西方阵营也一定能再制造出下一个“假想敌”。这个现实意味着，无论中国如何强调自身“和平发展或和平崛起”的态度，都一定会被戴上“抗衡”或“威胁”的帽子。
需要注意的是，虽然这种情况短期内不会消失，但由于大国间核威慑的存在，当代社会发生大规模国际战争的可能性基本可以排除，这就为中国的和平发展和崛起提供了机遇和空间。中国或许无法说服西方阵营放弃给中国贴标签、戴帽子，但完全有能力降低西方阵营给中国贴标签、戴帽子所带来的影响，中国完全可以通过自身互利共赢、乐于分享、平等待人的理念，让更多发展中国家，以及让更多发达国家内部的不同利益团体从中受益，进而成为中国崛起道路上的支持者，最终促成当前这个僵硬固化的国际秩序的改变。
简而言之，当前秩序无法满足国际社会发展的要求，不符合国际社会发展大潮的现实是清晰的，以美国为核心的一超多强的体制难以维系的现状也是明确的，即便通过各种手段竭力维护着旧秩序和霸权主义，但这最终将被历史证明是徒劳。因为，当前国际秩序需要调整和改变并非中国单方面的诉求，而是大多数国家的呼吁，是国际社会生产力提升后的必然要求。因而，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国家，为了让全世界80%以上的人口获得更多的资源，享受更好的生活，通过不懈的努力，对不平等、不公正和不符合真正“人权”要求的旧秩序进行调整，是政治的大势所趋，也终将能取得最后的胜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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