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百个读者，就有一百个哈姆雷特”，以此形容中国经济“新常态”（New normal）的百家解读再贴切不过。而作为亚洲开发银行（下称“亚开行”）的首位华裔首席经济学家，魏尚进也从中国潜在经济增长率的各个变量入手，深入独到地解读了“新常态”下的中国增长潜能。
“消除或降低要素市场错配可为全要素生产率（TFP）在未来几年内创造30%的上升空间，这就能抵消适龄劳动人口减少的副作用。当前TFP在GDP增速中仅占1%~2%，因此如果配套改革顺利推进，接下来十年的平均增速达7%也是完全可能的。”魏尚进在接受《第一财经日报》独家专访时表示。
值得注意的是，魏尚进特别指出了性别失衡对潜在经济增长率的影响，这在以往鲜有提及。他表示，在性别失衡较严重的地区，父母往往愿意更加努力工作，希望通过相对财富来提高孩子在婚姻市场的竞争力，且这种地区也会有更多人愿意冒险创业，谋求更大回报，这就变相推动了GDP增长。“性别失衡在过去的十几年内对中国GDP增长率贡献了约两个百分点，但这一增长率并不会为社会整体带来幸福感，因此不应该以促进GDP 增长而放任性别失衡。”魏尚进引用了他与张晓波合作的研究后指出。
具体而言，适龄劳动人口、性别比、TFP和投资效率等都是影响中国潜在经济增长率的关键变量，而在判断实际GDP增速前分析一国的潜在增长率至关重要。因为是否要对经济进行刺激取决于实际增长率和潜在增长率的关系。如果实际增长率超过了潜在增长率则需要紧缩，反之可能需要刺激。
此外，美国正式挥别历时六年的量化宽松（QE），加息时点也牵动着各方神经。魏尚进称：“中国是以吸引外商直接投资（FDI）为主，因此加息不会对中国产生太大冲击。” 他进一步解释道，“若一国以海外银行借款（热钱）为主，美国加息会造成资本外流，将对其产生较大冲击，这主要由于热钱对利率变化反应很快，相比之下FDI看中的是长期收益，流动性较弱。”
解读中国潜在经济增长率
第一财经日报：全世界都在解读中国经济的“新常态”，除了经济增速放缓之外，你对中国的“新常态”有何解读？
魏尚进：除了增速放缓这一表面现象之外，新常态还要从两个结构性方面来解读。一是中国向消费转型，这也主要由于国际市场疲软，外界不愿意看到中国长期保持顺差，而是希望中国扩大内需、间接来带动全球增长。
此外，“新常态”还涉及到产业结构升级。在过去的20~30年中，中国的主要优势体现在廉价劳动力上。然而当前人民币升值，以人民币计价劳动力成本已经大幅上升，再考虑人民币对美元、日元、欧元等货币的上升趋势，劳动力成本的上升更是不言自明。例如，同印度相比，中国近几年以美元计价劳动力成本上升一倍以上，而印度的卢比对美元反而贬值。显然，中国必须推动产能结构的变化，否则企业难以生存，但创新所需的时间和精力也更大，这也对经济增长造成下行压力。
日报：危机后，IMF不断下调对全球经济增速的预期，今年年会期间，IMF解释说其理由在于全球潜在经济增长率放缓。就中国而言，IMF认为今年和明年的增长率分别为7.4%和7.1%，而亚开行判断中国2014年GDP增速为7.5%，2015年GDP增速为7.4%。你如何看待当前中国的潜在经济增长率？
魏尚进：影响一国经济增长的有两大因素：一是长期结构性的基本面因素（人口、资本储蓄投资、生产力等）；二是短期的周期性因素（如欧洲经济疲软等）。要谈潜在增长率需要将周期性因素剔除。
由于世界经济高度融合，需求要看全球的需求而非只由本国主宰，但供给只能是由本国产出，因此供给性的因素比需求对潜在增长率的影响更为重要，而其中人口对生产便起到非常大的作用。当前中国人口红利正在消退，适龄劳动人口的绝对数从2012年起约每年下降0.3%，而从工作年龄人口的增长到GDP增长率需要乘一个系数0.6。如果只考虑这个因素的话，GDP增速每年会下降0.18个百分点，十年之后就是1.8个百分点。按照当前对今年经济增速7.5%的判断，10年后中国经济增速只有5.7%左右。
日报：人口因素对潜在增速的影响是否存在可变空间？
魏尚进：延长退休年龄可部分抵消由于适龄劳动人口下降对GDP增长的负面影响。当前中国人口的寿命越来越长，相比之下退休年龄显得太早，这显然是浪费了很多人力资源。如果将退休年龄与预期寿命挂钩的话， 潜在增长率可以提高一些。
此外，中国性别失衡与GDP增长也有很大联系，但这点较少谈及。当前，应婚青年男多女少的现象突出（现中国男女比例是1.15：1），这从两方面影响了增长。第一，性别比失衡造成很多生男孩的父母工作努力程度更高，希望通过相对财富来提高孩子在婚姻市场的竞争力，因此就更愿意加班加点，工作更努力些。这方面有证据支持。比如，张晓波教授和我共同研究发现，来到城市的农村人一年愿意工作天数的多少与两个因素相关：如果家里有一个未婚男孩，又加上其来自农村所在的县性别失衡特别严重，该人就会更愿意工作。第二，性别失衡会促进更多的人愿意承担风险，包括去创业做企业家，因为风险和收入是成正比的。上述两个渠道会使中国的潜在增长率更高，张晓波教授与我的测算显示，性别失衡在过去的十几年内对中国GDP增长率贡献了约两个百分点。
不过我需要指出：由性别的失衡提高的增长率并不一定是好事。更高的增长率并不一定是高质量的增长率。为什么这样说呢？我们可以这样来理解。之所以有额外的人愿意创业冒险、加班加点，其目的在于减少其子女或本人结不成婚的概率，但对于整个社会而言，有多少人加班加点，新增了多少企业家，并不会减少结不成婚的人数，因此这些人的额外冒险、加班加点从社会整体而言是无法达到目的的（socially inefficient），但对其个人而言别无他选，单方面地降低工作努力有可能降低自己或自己孩子的结婚概率。如果有一个选择，可以降低儿女结不成婚的概率，降低为孩子以后成家储蓄买房子的压力，同时也可以减少其工作时间，即使以GDP略降一些作为代价，多半人会同意这一选项。然而，尤其是在别人都努力工作的情况下，个人没法单方面减少工作时间或创业行为。从这个意义上而言，多出的两个百分点的确是影响经济潜在增长率的结构性因素，但这一因素并不会为社会整体带来幸福感，因此不应该以促进GDP 增长而放任性别失衡。作为亚开行的首席经济学家，我不会对成员国说，为了提高GDP的增长率你可以人为地制造性别失衡。
不过，既然性别失衡是中国的现实，我们要对中国的潜在增长率做出分析的话也要把这个因素考虑进去。即便放开计划生育政策后，新生婴儿的性别失衡的改善会有所加快，但这也只是降低失衡程度。这些人至少要在15~20年后才进入谈婚论嫁的年龄，所以性别失衡在短期内不会改善，而在15~20年后可能将出现好转。这个因素在今后15年内也会一定程度上冲消由于适龄劳动人口降低而对GDP增速产生的负面作用。
除中国之外，性别失衡这一现象其实在印度、韩国以及如新加坡、中国台湾、香港等华裔较多的经济体也较为常见。不过，新加坡、台湾、香港等地区虽然也缺少新娘，但往往可从中国内地补充，这反而更加恶化了中国内地的性别失衡情况。数据表明，为婚姻而移民的中国女性多过男性。香港婚姻登记显示，内地新娘和香港新郎对内地新郎和香港新娘的比例为7：1，这主要由于相邻地区或国家比较富裕，跨境婚姻的结果是进一步恶化了中国内地性别比。由于内地的人口盘子大，跨境婚姻就数量而言相对微不足道。
日报：除了上述人口因素，投资效率和TFP对于潜在增速将有何种影响？
魏尚进：所谓的“改革红利”就是通过结构性改革释放更多的生产力。如果政府能下决心做好金融市场及其他要素市场改革，以及国企改革能几项配套改革，将大大降低资源错配，这将提高TFP，并进一步提升潜在增长率。
投资方面，改革可以优化结构，不仅产业结构，更主要的是投资主体的结构。 关于中国的投资总量是否太高的问题，我认为投资主体优化后效率就会提高，大致保持现在的投资总规模还是可能的。有人认为今天的总投资占GDP的比例太高，不可持续，理由是投资量大会遇到资本报酬率递减。但这一逻辑只有在传统的单部门理论框架下才成立，在更符合实际经济的多部门理论框架下是不存在的，因为经济里分很多行业，同一行业之内还会产生很多新的子行业，不同行业与子行业的结构、相对比例可以调整，因此投资效率不一定递减。总之，中国的资本报酬率不能只看资本形成（capital formation）占GDP的比重，因为不同主体的投资效率不同，中国存在资源错配现象，相对效率低下的企业拿到了较多资金，因此在投资数量相同的情况下，资源重新配置也能提高投资效率，这将促使TFP上升。
日报：按照三中全会为改革设定的目标，到2020年基本完成各项改革目标，2015年到2020年间通过提高TFP将会带来多少潜在增长率的提高？
魏尚进：要素市场错配的改善可帮助TFP在未来几年内有30%的上升空间，这就能抵消适龄劳动人口减少的副作用。当前TFP在GDP增速中仅占1%~2%，因此如果改革能大胆顺利地推进，接下来十年的平均增速达到7%也是完全可能的。
日报：如果全球潜在增长率下降的论断成立，中国经济会是其中一个特例吗？
魏尚进：中国仍是新兴市场，拥有赶超空间，重点在于把握本国的增长源泉。发达国家经济增长速度放慢的原因与中国不尽相同。在技术前沿的国家，由于没有劳动力成本优势，因此只能以创新来促进经济增长，而创新耗时长，这也使得平均经济增速会较新兴市场稍慢一些。当前美国经济已经放缓，外界对其增长预期也有所下降，而预期会反馈到投资行为上，因此美国前财长萨默斯（Larry Summers）强调，需要通过对总需求的管理、基础建设投资来为经济提供一定支持，这也在今年IMF《世界经济展望》的第三章中有所突出，即高效、高质量的基础建设将产生供需效应，提高经济增速，这样一来可收回投资成本，可谓“免费的午餐”。
日报：一些经济学家和科学家断言，当前人类正在步入又一个“蒸汽机时代”，或曰第二个机器时代（Second Machine Age），科技进步是推动全球潜在增长率不可忽视的因素，但IMF并未将其提及。你对此作何评价？
魏尚进：回顾历史，科技进步所产生的变化很难准确地定时预测，但忽略它将犯下弥天大错。如互联网的出现大大改变了人们的生活与生产方式， 由互联网而激发出的发明创造还是方兴未艾，各种发明创造累计起来可以大大提高生产率及世界经济的潜在增长率。其具体的表现时间即使不易测准也没关系。对它最终的影响我比较乐观。当然互联网的出现其对生产率的提高既有正面也有反面影响，比如不少人上班时玩电子游戏就可能降低生产率，众多微信客户的微信活动也并不一定都提高效率。
美国加息对中国冲击不大
日报：美联储终于挥别长达六年的QE，加息预期也不断升温，你认为加息时点何时降临？哪些国家将会受到冲击？
魏尚进：美联储加息可能会在明年中期发生，具体时间取决于美国通胀和就业情况的发展。可以肯定的是，这一影响将小于2013年由美联储前主席伯南克引起的“退出恐慌”（taper tantrum），主要原因是各国在过去的几个月内及今后的一段时间里都不同程度地在为美国加息的到来做准备。
另外，如果一个国家以吸引FDI为主的话，受加息影响较小；若以海外银行借款或吸引海外股票投资（热钱）为主，美国加息将对其产生相对较大的冲击，这主要由于热钱对利率变化反应很快，相比之下FDI看中的是长期收益，对美国利息的敏感性相对较弱。中国便是以FDI为主，因此只要资本账户开放过程中宏观审慎政策不放松，美国加息不会对中国产生太大冲击。
日报：鉴于美联储加息预期升温，为避免届时加息带来的波动，当前中国资本账户开放的速度是否应该放慢？
魏尚进：资本账户开放涉及到上百项细节，不能将开放资本账户管理作为一个0或者1的简单选项看待，对金融稳定冲击小而对资本配置效率影响大的子项可以先开放。但对几个分支项因其会对金融稳定产生巨大影响的可以放慢，尤其是本国居民及企业能否自由在海外以外币形式举债这方面的管控反而需要加强。
日报：开放资本账户和汇率、利率市场化的顺序应该如何把握？
魏尚进：利率和汇率市场化应该先行，之后还要完成金融之外的配套改革（包括国企和地方政府借贷行为的改革），为金融体系奠定坚实基础，此后再放松跨境资本流动，特别是其中对金融稳定影响较大的子项，这样可以兼顾金融稳定与经济效益。
日报：现在有一些反对利率改革的声音，因为担忧利率市场化将导致融资成本进一步上升，这对于中小企业尤为不利。
魏尚进：正因如此，配套改革的重要性就越发突出。当前国企和地方政府等借款主体对利息敏感度较低，因而抬高了民企尤其是中小型民企的利率。而如果配套改革做好了，均衡利率将有所下降。
日报：除了美国一家独强以外，欧洲经济持续放缓，日本经济也不容乐观，你如何评价二者？
魏尚进：中短期之内，欧洲是很大的担忧，跌入负增长的萧条风险很大，快速复苏希望渺茫。但日本情况有所不同，日本经济在过去两个季度的表现不佳有两大因素：一是增加消费税，另一个是天气因素（暑假高温、多雨，打击了消费）。值得注意的是，造成日本常年萧条的一大因素当前已经解决，即通货紧缩的预期，货品价格不断走低打击投资信心。当前企业家对中期通货紧缩的预期已经转正，这已是很大的突破。
此外，日本的出口不振仍是一大隐忧。日本战后经验表明，经济需要出口来提振，然而为何日元贬值如此严重，出口却不见起色？我认为，近年来日本经济和世界联动，跨国产业链越来越紧密，因此日本的出口还涉及到上下游产业链的配合，日本将上游生产的机器、原材料等转移到下游（尤其是中国）组装，而中国人民币的升值部分抵消了日元贬值对日本出口的提振作用。
亚开行：微观、宏观齐头并进
日报：一般而言，亚开行首席经济学家更多着眼于宏观经济，较少对政策有实质性推动。你上任后希望做何改变？今后亚开行首席经济学家的职能范围是否将有所拓宽？是否将增加政策建议的选项？
魏尚进：首席经济学家拥有许多研究灵活性，我认为宏观和微观应该齐头并进，把握宏观趋势对政府的宏观经济政策的操作很重要，而对微观的把握对一国结构性的、长期性的发展战略也不可或缺。我希望通过跨国比较来客观地做一些研究，目的在于为成员提供高质量的政策参考，扩大政策讨论时的选择余地，提高政策讨论质量。
值得一提的是，亚开行不乏微观结合宏观的案例。比如说，亚开行将在今后的8个月着力于一个最优教育制度的研究，即如何提高一个成员的教育质量、实现劳动力技术升级？如何将用人单位的需求和毕业生的技能更好地匹配？如何在正规教育和职业教育中做出平衡？我们为此正开展深入研究。这一项目在宏观上要和各国政府直接对话，微观上又与亚开行内部各种与教育相关的项目息息相关，亚开行已经计划到2020年前要大幅提升教育相关贷款在行内总贷款中的占比（当前仅为2%），并且通过采集数据让贷款流向最为有效的项目。我们的数据包括各项历史数据、亚开行和世行等国际机构的教育项目回报率，此外我们还会通过家庭劳动力调查和就业调查来采集数据，中国也将被囊括其中。
日报：亚开行的两大份额国为美国和日本，你如何评价中国在亚开行内部的影响力？
魏尚进：亚开行有67个成员。除了美日之外，中国是第三大成员。中国是印度之后的第二大借款国。亚开行的董事会只有12位执行董事。多半的成员需要组成集体代表，而中国、美国与日本是仅有的拥有单个国家的执行董事席位，其余64个成员分享剩下的9个席位。所以中国的重要性不能低估。亚开行的重大决议都需要董事会绝对通过，至今中国强烈反对的决议最终仍然实行的案例我还没有听到过。
日报：由中国牵头的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AIIB）现已成立，法定资本1000亿美元。据报道，亚开行总裁中尾武彦此前表示，不欢迎成立一家目的基本相同、由中国牵头成立的另一家区域性银行。这一表态是否属实？
魏尚进：这是误报，需要澄清。当时的记者招待会有录音，事后重听也证实亚开行行长没有讲过此话。行长的正式表态在亚开行的网页上有。 亚开行认为，第一，亚太地区基础设施需求很大，成立亚投行是可以理解的。第二，亚投行成立后，亚开行认为其应采用国际最佳规则与实践（international best practices）。第三，亚开行在亚投行成立后会在双方共同关心的领域（areas of mutual priority）进行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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