穆光宗 北京大学人口所教授
近年来，“孤独死”的报端频见国内报端，因其与空巢现象难以分割，所以我称之为“空巢孤独死”，而且空巢率越高、恐怕孤独死亦越多，提出这个概念可以警示这个快速老化的社会，空巢老人“老难善终”已经成为前所未有的挑战。“孤独死”大概有四种情况，即疾病死、意外死、自杀死和他杀死。最近的一个案例是2014年10月25日晚上，就在浙江嘉兴烟雨社区菱香坊小区，一对空巢老夫妇被发现双双在家离世。发现他们去世的，是二老在上海工作的儿子连续三个星期打不通家里的电话，觉得不对劲，匆忙赶回家中，却发现悲剧已无法挽回。
“孤独死”一词最早源自日本，用来指称那些越来越多孤独死去的老人或者不到老年的病人。越来越多实例显示，“孤独死”已经成为困扰日本社会的终老之痛，由此暴露出高龄空巢孤独、老年照料缺失和现代社会人情淡漠等诸多问题。
在中国，随着老年空巢率的提高，当下和可预见的将来，“空巢孤独死”正在进一步演化为大面积的人道主义危机。养老送终的传统被失独、空巢独居击得粉碎。我国老年空巢比例超过50%，农村留守老人超过4000万。大批青壮年去了城里，孤守乡土的老人分散居住，面临孤独死风险的不在少数。
我国失独老人已经超过百万，每年增加失独家庭7.6万个，到2050年，临终时身边无子女的老人可能达到7900万。3000万以上的年轻光棍也会逐渐衰老，多数将在无妻无子无亲的空巢孤独中终老。毫无疑问，“空巢孤独死”不仅是个人的问题，也是社会和政治的问题。面对“空巢孤独死”不断发生的严峻问题，老龄化的中国也必须开始认真思考同样的课题，即如何防止空巢老人陷入孤立无援的绝境、如何尽可能地建立个体与社会的连结点以确保老年安全特别是“终老之善”。
其一，有备而老，让空巢老人提前立下遗嘱，安排好身后事，同时建立空巢老人社会保护网。例如，作为社会福利项目，可考虑在空巢独居的老年家庭建立紧急援助系统。这种系统在居民家设置终端，一旦发生突发事件或者疾病，只要按动按钮即可通知医护人员前来救援。
其二，把具有孤立倾向的老人集中起来，对他们进行特定的心理疏导，加强老年人的社会参与、互动和融合，预防“空巢无趣”和“精神孤独”。成立老年自助民间组织，开展志愿者暖巢活动，让空巢老人互相温暖并能体会到社会的关爱，及时发现空巢风险的盲点。
其三，发挥邻里守望互助的传统，强化社区组织的“日问孤老三次（早中晚）”的制度化关爱。日本的经验是，对有“孤独死”危险的人群进行不间断的联络，以确认他们的生命是否安全。这种联络包括社工人员的探视、三餐供给、电话访问、生活援助员的拜访等，把孤独者置于可以了解和联络的视界之内，确认其是否安全、是否需要帮助。甚至邮递员、收垃圾人员也担负起观察职能，他们通过观察孤独居住者的生活细节（如缴纳水电费、倒垃圾、家里的灯光）来确认其是否生活正常。
其四，对失能、高龄、丧偶的空巢独居老人，最好安排送老年护理院终老。相关部门在“人命关天”的问题上要加强沟通与协作，开辟福利化、便利化的绿色养老通道。像瑞典，虽然主推居家养老，但通过发展社会化服务体系降低了老年人“在地老化”的风险。由于有全天候、全方位、全满足、高度发达的社会化服务体系的支持，所以90%以上的瑞典老人在熟悉的家的环境中能够悠然度日，安养、乐活和善终贯穿幸福老龄化的全过程，而少闻“空巢孤独死”的报道。同时，在养老链接上，如果需要，最后一程有老年护理院的贴心守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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