死刑改革与法治发展系列谈之一：中国的死刑问题为什么广受关注?
国际上的报道认为我国现在是全世界执行死刑最多的国家，当然，我们的人口也是全世界最多的，占到五分之一。但有统计数据说明，世界上所有国家的死刑加在一起也没有我们中国多，那么，这就带来问题了，不管这个数字是否精确，总之我们无法否认，我们的死刑数字是比较高的。
《刑法修正案（九）》实际上已经准备了快一年，我也参与了立法机关的一些内部研讨。实事求是地说，最后公布的拟废9个死刑罪名，比我们事先预料的要多。我们事先觉得这一次能够取消4到5个就已经不错了。这给我一个启发-是不是更高层的领导有时候思想比我们一些具体办事部门还要开明？如果在死刑改革上"小打小闹"，恐怕难以应对形势发展的需要。
如果这9个死罪全部取消后，我们还有46个死刑罪名。从2007年最高法院收回死刑核准权以来，公认的死刑判决和执行大幅度地下降-当年保守的说法是下降了一半，乐观的说法是下降了三分之二。但是，继续从立法和司法上减少死刑的任务还非常艰巨。
早在3年前的2011年，第一次取消了13个死刑罪名，那一次也出乎我们的意料。那时候，我们想的是，如果有一天中国要减少死刑会从哪一个罪名开始下手？没想到立法机关不是只减少一个，而是一下拿掉了13个死刑罪名。
再往前，2007年最高法院收回死刑核准权，也有点出乎我们的意料。2006年，我参加一个国际人权对话，当时有西方学者就说，如果中国不在2008年奥运会之前对死刑作一些根本性的变革，可能我们会抗议你们的奥运会。我当时就说，中国自1840年鸦片战争以来，饱受你们西方国家的欺负，现在中国已经强大起来了，难道因为一个奥运会，你们抗议我们就修改死刑吗？
尽管中国的司法制度不会受外界干扰，但我们把死刑核准权收归最高人民法院，还是考虑到了国际社会的影响这一因素。现在，我们生活在一个全球化的社会，经济上的实力已经举世公认，但是制度上以及其他的方面，我们要跟上来。
所以，我想说的一个基本意思是，从2007年死刑判决和执行至少下降一半，到2011年首次减少13个死刑罪名，到这一次又准备取消9个死刑罪名，应当说每一步都出乎意料，步子比我们想象的要更快。不过，中国的死刑改革与国际社会的期待还有不小的距离。国际社会现在是什么情况呢？70%以上的国家在法律上或者事实上已经废除死刑，还有不到30%的国家在法律上或者事实上还保留死刑，但是实际中真正执行死刑的微乎其微。
我看到《参考消息》上的一个报道称，2012年全世界只有21个国家真正执行过死刑。其中，日本每年的执行数是10个以下；印度是世界第二大国，每年也是10个以下；美国现在每年有三四十个死刑。所以，即使在这些还保留有死刑的国家，死刑已经成为一种仅仅带有象征性的罕见的刑罚，相较而言，我们国家的数字要大得多，还是一种常用的刑罚。
在这种情况下，我们的死刑制度改革的压力比较大。有一个公约叫《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这个公约在1998年的时候我们就签署了，签署以后要经过全国人大常委会批准才能生效。但是，一直到现在，这个公约都还没有批准。因为批准以后，我们就要向联合国人权理事会递交履约报告，说明这个公约的有关条款落实得如何，这是义务。包括去年的废除劳教制度，都在朝着这个公约的要求努力。
这个公约是1966年在联合国通过的，那个时候世界上的多数国家还有死刑，公约要求各个国家尽可能地废除死刑，"死刑只能适用于最严重的犯罪"。这个条款怎么理解？什么是"最严重的犯罪"？伊朗认为通奸也是最严重的犯罪；朝鲜可能有另外的解释；中国过去认为盗窃罪也是最严重的犯罪，而现在贪污罪、受贿罪还被认为是最严重的犯罪，所以这次取消死刑并没有去考虑它们。各个国家的文化传统或者标准不一样，各国都可以按照自己的理解去执行。
那么，"最严重的犯罪"到底该如何定性？联合国人权理事会就此作了一个解释：最严重的犯罪一定要跟剥夺他人生命相关的暴力犯罪联系起来。于是我们看到一个比较奇怪的现象，比如，中国银行广东开平支行原行长余振东逃到美国去了，中国跟美国谈判，要求把他遣送回来。美国说，你不能判他死刑，你要判死刑我们就不遣送他回去。加拿大更是这样。为什么赖昌星好几年回不来？加拿大说不是我不愿意送回去，送回去以后我们加拿大很多人权（非政府）组织要状告政府违反《宪法》，因为加拿大的《宪法》是废除了死刑的。所以一直到2011年，中国废除了走私罪的死刑，加拿大才同意把赖昌星送回来。
美国自己也有死刑，为什么还反对？这是因为美国的死刑只是针对严重的暴力犯罪，即一级谋杀罪。从法学专业角度说，美国的刑法思想就是一种报应思想，死刑针对的是一种暴力犯罪，是故意去谋杀别人。按照美国的理解，"最严重的犯罪"不能适用于非暴力犯罪，贪官、腐败分子判刑可以，但不能判死刑，否则，就超出了报应的限度。
为了将这些潜逃海外的人遣送回国，中国和美国、加拿大达成了协议。但是，问题又来了。比如赖昌星这个案子，已经有二十几个人判了死刑，头号分子现在却不能判死刑，老百姓不好理解。
死刑改革与法治发展系列谈之二：死刑的温度
应当承认我国现在死刑改革方面的进步是很快的：过去我们修改刑法，哪种犯罪严重了就增加死刑，但这些年死刑基本上没有增加，而是减少。
即便这次成功取消9个死刑罪名，还剩下46个死刑罪名，这里面还有大量的非暴力犯罪，即便暴力犯罪也要区分很多情况。那些严重的故意杀人罪目前肯定是要判死刑，问题是故意伤害罪也判死刑，就会导致这样的犯罪心理：反正杀人是判死刑、伤害也是判死刑，还不如杀人灭口。这样一来，一些案子可能就破不了了。所以，不仅非暴力犯罪要进一步减少死刑，暴力犯罪恐怕也不能一概而论。
我今年出了一本书叫《死刑的温度》，在书里面讲了这么一个故事：几年以前在南京，有几个农村进城务工的打工仔想去别墅里盗窃，结果他们闯进的别墅住的是一家德国人。因为语言不通，惊慌之下，他们就把这一家人全部杀人灭口了。包括一对小孩-一儿一女，本来是一个非常幸福的家庭，夫妻两人也很恩爱，做公益事业，就这样被残害了。
当时国内外都很关注这个案件，在外交部的记者招待会上，有外国记者提问：这个案件你们会怎么处理？我们的外交部发言人说，中国的法律和司法是有我们主权的，不管是谁在我们国家杀了人都是要偿命的，所以我们要按照中国的法律严肃处理这个案件。
报道出来以后，受害者的母亲，一个德国的老太太，专门飞到中国向法院写了一封求情信，说现在就算你杀了案犯，我的亲人也活不过来了，我不希望再发生一个悲剧，因为在我们欧洲，长期以来已经没有死刑了，所以在我们的观念中总觉得死刑是特别残忍的，我们代表亲属恳请中国的法官放过他们，给他们一个未来。我们的法院没有听取这个意见。这个判决是公开的，最后在判决书中特别说法庭注意到被害人的亲属提出了这一请求，但鉴于犯罪情节特别恶劣、犯罪人的主观恶性特别大，不杀不足以平民愤，所以依法执行死刑。
事情并没有就此结束。这个案子过去以后，作为死者的朋友，生活在南京的一些德国人，因为再过几年也要离开南京了，就想了一个办法纪念这一家受害人。怎么个纪念法？他们发现那几个凶手都来自农村，原来总觉得凶手都是一些凶恶、对社会有极大危险的谋杀犯、凶杀犯，但他们到法庭上看到这几个人都是非常淳朴的，有的是刚刚步入社会的青少年，当初是在恐慌之中杀了人。这些凶手实际上属于没有受过社会教育、没有上过学，在社会的最下层，找不到工作、没有生存空间的一个群体。所以，德国朋友们决定成立一个基金会，去赞助那些苏北农村上不起学的孩子，但不希望受到救助的人知道这个故事的来龙去脉。
基金会设立的时候，中国政府并不批准，后来它挂靠在另外一个慈善组织下面。经过多少年的发展，现在这个基金会的范围不断扩大，从苏北扩大到安徽以及很多农村地区，资助了很多的农村孩子上学。基金会的参与者，也从德国人扩大到了中国人、美国人等各个国家的人，捐款数越来越多。
我听了这件事情以后，很受感动。在中国，常常一个犯罪事件发生以后，把犯罪的人枪毙掉就画上了句号。我们研究刑法、研究犯罪几十年，会发现一个人走上犯罪道路，不管是一般犯罪还是凶杀案，都可能有非常复杂的原因。如果法律仅仅局限于把这个人枪毙掉，这个案子就算实现了公平的报应，整个社会和媒体就不再关注了，那么，犯罪的原因并没有真正解决，甚至更加恶化了。好多被害人也是，在非常悲痛的情况下，不想要任何赔偿，只想要把这个犯罪分子判死刑。可是判了死刑以后，执法就画上句号了。受害人的家庭得不到国家的救助，家里的劳动力没了，上有老、下有小，生活困难，却没有人再去关注。
所以，通过这个事情我就常常想，悲剧发生以后到底要怎么去对待？我想南京的那个案例应该给我们一个很大的启发。我特别希望国家、政府、民间能够关注犯罪的深层次原因，如果能够这样去解决问题，效果可能比简单地去判死刑会好一些。
死刑改革与法治发展系列谈之三：人道才能使社会走向文明
很多人担心中国死刑改革的步子迈得太大了，是否没有考虑到中国社会治安的压力或者恶化？或者说，有没有考虑到老百姓的呼声？会不会因为片面地强调和国际接轨，而导致国内的一些犯罪形势不可控制？这个问题我觉得必须要解决。
关于《刑法修正案（九）》，立法机关向全国人大常委会有一个说明，这个说明非常好，我可以在这儿补充一些数据来支持这个观点。
第一点，从2007年以来，死刑判决下降一半以上，到2011年取消13个死刑罪名，尽管现在因为媒体发达，某些个案的报道让大家觉得这个社会很可怕，但统计数据表明，中国近年来重大恶性案件呈下降趋势。前不久有政法机关的领导同志告诉我，今年我们有600多个县一年都没有一件命案，全国的命案比最高峰时期下降了60%。
我想说明一个什么意思呢？看来，通过公共政策的改善、通过良法善治，可以取得比过多依赖死刑更好的效果。大家都知道，我们的立法机关要废除一个死刑罪名，绝不是简单地受到国际上的压力，肯定首先要考虑国内的情况。现在证明，这些年来，我们减少死刑没有加剧社会治安的恶化，相反，我们的社会治安变得更好了。
第二点，"冤冤相报"的心理，这是人的一种朴素的感情。如果换成是你的亲人被杀了，你还会反对死刑吗？很多人问过这个问题。这要怎么解释？我说，第一，在一个国家的法律制度中，如果有死刑的话，毫无疑问，如果我的亲人被杀了，我肯定是要求判他死刑，因为只有判他死刑，才实现了法律里面最公平的一种报应。但是，现在世界上有70%以上的国家，他们的刑法中没有死刑，整个欧洲都没有死刑，被害人及其家人就痛不欲生了吗？没有！他们觉得判处无期徒刑已经达到法律里面最公平的报应了，而不是简单地说"以牙还牙、以眼换眼"。我们的盗窃罪过去有死刑，所以如果被害人被盗，你法院没判死刑，被害人就会去闹，但2011年取消盗窃罪死刑后，现在被害人也不去闹了。所以，人类实际上就是活在一种文化中、一种习惯中。
比如，挪威发生了那么大的恐怖事件，但因为他们早已不用死刑了，所以现在如果还要用死刑，大家确确实实就觉得很残忍。而我们不同，因为长期生活在有死刑的法律制度下，所以我觉得现在要有一个过渡，观念的改变是一个逐步的过程。
2011年，为了减少死刑，增加了一个限制减刑的制度，还提高了有期徒刑的期限。就是说，现在有的人担心，你不给他判死刑，一旦放出来以后他对社会有危害，怎么办？
对于这个观点，从我们从事多年犯罪和刑法的研究来说，也要一分为二地看。对大多数非暴力犯罪，你一味地强调提高生刑，关他那么久干吗？要知道，在欧盟成员国的引渡条约里，即使是终身监禁都被视作残忍的不予引渡的情形呢，我们现在还顾不过来无期徒刑这个东西。对于极少数有人身危险性的犯罪人，可以借鉴德国等国家的一种制度：如果这个人确确实实有很大的人身危险性，即使他的刑罚执行期满了，如果经过严格的程序以及专家的鉴定，觉得这个人不适合放出去，放出去以后会对公众有威胁，那么就要对他采取隔离措施，限制他的自由。当然，这些人是极少数的，不能扩大到随便谁都可以。德国通过这种制度，现在全国就关了三十几个人。但三十几个人也说明，在这个社会中确确实实有极少数的人，他们的人格就是有严重的缺陷，或者确实对公众有危险，对这些人恐怕要采取一些治疗和隔离的方法。
还有一个，当然是司法公平公正。有人说为什么把那些贪官判死刑，因为你不判他死刑，他过些年就被放出来了，这怎么得了？这个问题的关键，是司法能否真正做到公平公正，要提高司法的公信力，各种与之相关的配套措施，都值得我们去深入研究。
有一家媒体对我作专访，问我最想说的一句话是什么。我引用了南非宪法法院院长的一句话。南非在结束种族隔离之后，它把死刑给废除了。当时社会治安并不好，许多国会代表希望恢复死刑，官司打到了宪法法院，宪法法院的院长说：我们不能够期待一种血腥的死刑制度，能够带来这个社会的文明化。相反，我们只有建立一种人道的文化，才能使我们这个社会最终走向文明化。
尽管改革开放这几十年来，我们的法治建设取得了巨大进步，但必须承认目前我们的刑事法律、刑事司法仍处在一个转型的时期。中国刑事司法的人道化、文明化，还将是一个长期的过程，现在还远远没有完成。
最近在北京，有一个罪犯把儿童给摔死了，整个事件的真相我不清楚，但报纸报道是两极的。律师和罪犯说都是酒惹的祸，酒喝多了，当时跟人家吵架的时候，确实不清楚那个包里包的是一个孩子。报道说，这个罪犯在执行死刑前浑身发抖，但记者毫不同情地报道说，你来不及了，谁叫你当初杀人……报道中，这个罪犯忏悔，跟那个法警说：能不能给我一支烟抽？我们的法警给他一支烟，他就说谢谢领导。
我想拜托媒体，你们报道一个案件的时候，要更多关注人性，尽可能深入到罪犯的内心世界，把他作为一个人去看，这样你报道出来的效果就完全不一样。对于一些司法报道，要有一定的专业知识。比如这次废除死刑罪名中，有一个罪名就很敏感，叫"强迫卖淫罪"。立法机关的同志在做立法说明的时候，他那些话大家不一定完全明白。其实，废除强迫卖淫罪死刑，它的最高刑还可以判无期；如果在强迫卖淫中有杀人行为、有故意伤害行为，还可以按照故意杀人罪、故意伤害罪去判死刑，所以不会纵容犯罪。这样一说大家就明白了，对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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