薛涌 美国萨福克大学历史系副教授、耶鲁大学博士
2014年10月初，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发布了对中国经济总量的评估，称中国的国内生产总值（GDP）总量，按照购买力平价（PPP）的计算，已经超过美国，成为世界第一。虽然购买力平价的计算法有诸多问题，但是，这毕竟是中国近代以来第一次摘取“世界第一”的头衔。IMF还预测，到2020年，中国的GDP总量将比美国大20%。
而在11月北京的亚太经济合作组织（APEC）峰会，美国总统奥巴马在民主党中期选举惨败后成为“跛脚鸭”，中国媒体调侃说“中国的强主席遇上美国弱总统”，《环球时报》发布社评，称“随着中国的不断发展，我们逐渐有能力看懂美国了。那个社会在一定程度上躺在了‘功劳簿’上。它懒于改革，慢慢失去了改革的能力，它的自信也渐渐变成帮助它摆脱因竞争力下降所产生焦虑的傲慢。这样的社会除非遭遇更致命的危机，或者有一天真的被新兴市场超越，才有可能‘猛醒’。”
甚至在冷战结束后宣布民主完胜、《历史的终结及最后之人》的作者法兰西斯·福山（Francis Fukuyama），也撰写新书痛陈美国的痼疾，大声疾呼“强政府”最为重要，美国似乎有太多的民主。
这种“中国崛起”、“美国衰落”的呼声弥漫中外，似乎世界正处在大国兴衰的转折点上。然而，在这些新闻标题下进行若干深入分析、精算数据，则会看到复杂得多的景象。
首先，中国经济的年增长率，在2014年第三季度放缓到7.3%，“保八”时代早已过去。政府潜在的债务危机，以及高增长带来的环境问题，则越来越令人们焦虑。而美国同期的增长达到3.9%，过去六个月经历了十年来最强劲的增长。另外，最近能源价格的急跌，显示了世界能源格局的地震。美国正从最大的能源进口国走向油气出口国。这无疑是其经济长期发展和能源安全的一颗定心丸。于是，有人不禁会问：中美在增长势头上，是否正在掉位？是否在未来几十年，将出现美国的增长率高于中国的情况？
这也是哈佛大学的两位经济学家兰特·普里切特（Lant Pritchett）和劳伦斯·萨默斯（Larry Summers）最近的一篇论文引人注目的原因，报告中预计未来10年中国的平均GDP增速可能只有5%。萨默斯不是别人，就是那位哈佛的前校长、克林顿政府时期的财长、奥巴马的前经济顾问。普里切特则是他长期的同事和下属。他们虽然不代表主流意见，但算是重量级学者，其论断势必会产生巨大的影响。
这篇论文立论的惊人之处是：中国经济总量，如果按照美元面值计算的话，恐怕永远追不上美国。因为发达国家生活费用高，其按美元面值计算的GDP的相对价值要大大高于按购买力计算的价值。还是根据IMF的数据，2013年，GDP总量最大的是欧盟，达17.5万亿美元，美国则将近16.8万亿美元，中国不足9.5万亿，比美国小了三分之一还多。
按照这一估算方法，如果中国经济持续以7%的比率增长，那么到2033年时总量就将到达36万亿左右，轻松超过美国。但是，如果以2%的速度增长，则即使到了2033年也不过刚过15万亿，甚至难以超过美国现有的水平，那时美国经济的增长率，怕是反超中国。这意味着中国在经济总量上永远追不上美国。
普里切特和萨默斯指出，未来难以预测。但是，历史毕竟能为我们提供一些线索。中国的经济，三十多年持续着近两位数的年增长率，这从已有的统计数据上看，已经是史无前例的了。但是，从历史上看，那些创造了惊人的高增长的国家，往往会马上跌入低增长的陷阱，比如，日本的高增长一直维持到80年代，到1991年后的二十年，人均GDP几乎就没有增长。
中国未来没有“人口红利”
大多数崛起国家，经历了高增长时期后，马上跌向世界经济的平均增长率。这个增长率目前大致就是2%。而且历史往往展示了“爬得越高，跌得越狠”的趋向，即增长率越高，持续的时间越长，接下来的增长越缓慢。日本现在正在经历的，就是负增长。普里切特和萨默斯并没有就此下明确的结论，只是指出：中国未来陷入2%左右的增长率的可能性，从历史的经验上看，恐怕更大一些。7%的增长率，则几乎不可能维持。
值得注意的是，这里的2%增长率，是人均GDP的增长率。但是，这已经无关紧要。中国的人口，2013年是13.6亿，预计到2030年达到顶峰，也不过是13.9亿，几乎没有增长。人均GDP的增长率，基本就是GDP总量的增长率。而实际的劳动力数量，已经进入了萎缩期。这就为我们分析中国的经济奇迹和未来发展提供了另一个面向：1978年中国开始改革时，人口不足9.6亿，到2013年增长到13.6亿。人口增长了近30%，整整多出4亿人，而且大量是年轻的劳动人口。未来不仅没有这样的“人口红利”，还要为这种“红利”还本付息、对付养老危机。
反观美国，如今人口3.1亿多，2030年预计超过3.6亿，上涨16%以上，而且人口会比中国年轻。其经济技术成分高，创意旺盛，环境更有持续性发展的潜力，再加上巨大的能源优势，增长率反超中国，恐怕只是个时间的问题。
中国维持增长势头的潜力，恐怕只剩下制度改革这一条路：建立真正的法治社会，清除腐败，增加政府效率，保护知识产权，刺激创新，全面提高劳动生产力……。但是，这种改革能走多远，现在还是未知数。这里又引出了另一个分析面向：中国过去30多年的经济发展，无疑得益于“改革红利”。但是，我们必须看到，由于改革前的制度过于落后，即使是非常粗线条的改革，就会显示出巨大的效率。特别是在经济起步的阶段，对制度效率的要求并不高。比如，中国过去的发展，长期依靠高投资。高投资带来巨大的债务，也导致了过度建设。
但是，在百废待兴的时代，再怎么过度建设，所造成的浪费也是短期的，很快就会被高速的增长所消化，增长带来的利润，也不愁还不了债务。但是，经济进入成熟阶段后，局面就不一样：该盖的房都盖了，该修的路都修了，人口不再增长，GDP也不会年年腾飞，过度投资、过度建设所带来的浪费，无法在短期内被消化，债务自然难以及时收回。那些“鬼城”，恐怕长期都不会有人问津。这一系列新问题，未来的改革能否应对？显然，挑战是前所未有的。
普里切特和萨默斯的预言是否正确，历史很快就能检验。不过，在当今的时代，这种对中国经济的低调论，还是应该更多一些。经济预测不是对未来的竞猜游戏，而会直接影响到我们的行动。如果对未来估计得过于乐观，就会滋生泡沫心态，就不会对过度投资、过度建设、过大的债务有足够的警觉。一旦没有高增长及时消化这些浪费，中国经济就真会陷入深重的危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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