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昌会 中国进出口银行首席国家风险分析师
《中国投资》： 在中国崛起故事逐渐展开的背景下，中国智库所面临的挑战是什么？
赵昌会： 在世界权力结构发生剧烈变化的当下，过去人们深信不疑的指导原则、约定俗成的行为规则、长久以往的生活法则，已经发生了变化。其中，一个重大动因是2008年9月以来的美欧金融危机对西方世界造成了极其深刻的影响，客观上带来一种冲击，使得长期以来人们信以为然的条条框框明显坚持不下去了。这就要求政策制定者和智库学者老老实实面对新情况、新形势，具备清晰的方向感。
在此基础上，目前已经运行中的智库必须意识到，要能适应和引领政策趋势，就要革除原来许多已经不再可行的理念和标准。不论国家还是机构，随波逐流或被动等待，只会丧失机遇。
首要问题在于如何认识和评估现状。一项政策在多大程度上对国家和公民产生积极的结果，最根本之处取决于判断是否准确。判断不同，主张就不同，进而政策也不同，导致的结果自然不同。因此，智库所面临的挑战，当务之急是要克服巨变中的认识局限性。巨变已经到来，没有认识到这一点，就是在削弱自身，这也是一种危险的挑战。
其次是不现实的前景估计。无论过低还是过高的估计，都会产生政策偏差，在现实中必然会遭到修正。也可以说，这种不能准确估计形势所构成的风险是认知偏差挑战。
再次，是行动能力的挑战。已经认识到风险，但采取了错误的行动路线，匹配的手段和工具不足以解决问题，也会导致战略错失和政策流产。这也是智库面临的挑战。
第四是当断不断、犹豫不决的决策薄弱。一项计划，认识到了，也想做好，方向正确，手段到位，如果时机和速度掌握不准确，丧失战机，一样会前功尽弃。这种意志力脆弱和决策薄弱构成了另一挑战。历史上，因为时机贻误导致的失败比比皆是。
最后，中国目前还缺乏自觉购买咨询服务的自觉意识和商务习惯。对于智库运营、筹款、服务社会和接受政府委托开展研究项目来说，这是一个需要逐渐克服的重大文化挑战。
总体而言，智库的首要职责是准确判断形势，这是提出一切主张、制定一切政策、化解一切困难的出发点。
《中国投资》： 当前时代，是否也是智库的机遇？
赵昌会： 当下正处于人类社会的重大转型期。智库的基本使命，就是要对重大趋势作出判断，要对重大政策有所预言和建言。这个时代无与伦比地提供了智库发挥作用的天然舞台和巨大机遇，正如战争之于军人，比赛之于运动员。
这个时代给智库提供了革命性的历史契机——革新研究范式，开拓研究领域，提升政策效力，创新运营模式。对于中国智库而言，需要优先认识到，在互联网技术孕育的全球性巨变之下，特别是面对美国力主推动、即将汹涌而至的全球化世界中的地区主义，不失时机地形成呼应、回答、满足当前这一特定时代要求的政策主张和实施方略。换句话说，这是智库展示自身价值的机会，更是它们后来居上、推陈出新的机会。
中国智库身处前所未有的时代，革故鼎新的时代，无限可能的时代，要迎头赶上，尽其本份。
历史表明，当今中国，正在告别有史以来的地区性大国身份，即将成为世界大国，全世界都在期待中国贡献出新思路、新办法、新模式。胸怀祖国、放眼世界，这是对中国智库的普遍要求。
《中国投资》： 什么样的智库是好智库？
赵昌会： 好的智库，应该有能力始终站在同时代人的思想前沿，承担开启时代智慧的责任，在引领政策上成为时代的先声。
具体地讲，好智库应该看到大部分人没有意识到的社会、政治、经济和技术趋势，与时代和世界的脉搏共振。好智库还要做到在一种重大趋势显现之前，对这种趋势具有高度的敏感，发现，确定，坚持，洞察，使先见之明变成政府政策的先声。一方面，要影响政策制定的过程和结果，另一方面，愿意并有能力与大众沟通，影响并塑造舆论。
智库专家必须在实践中产生，在实践中锤炼，在锤炼中成熟。的确，社会往往期待着智库专家高人一头。智库专家最好具备深厚的公共部门经验，或兼有扎实的私有部门工作背景，才能做出有重大社会影响的政策设计。
而智库的产品，即研究报告、文章、作证、研讨会、政策辩论等所体现的政策思考，都是以世界视野看中国，或以国家为思考和分析的基本单元，所以，智库的基本客户是中央政府。请注意：省市及以下政府所需的各种咨询服务，主要应由商业性咨询公司来满足。
进一步说，智库的产品只有得到政府采购或公众积极回应，才能正常地、圆满地实现其价值。但反过来，一项智库产品如果没有得到政府采购或公众积极回应，也不能断言这些产品就没有价值，可能是它错失了展示自己价值的条件和时机。
《中国投资》： 什么造就一个好的智库？
赵昌会： 首先是国家与社会的需求。不难理解，好智库的第一要素，是能较为圆满地回答时代给社会与国家提出的要求。
其次，智库的成果必须要先于历史事件的发生，必须有先见之明的知识产品，才有可能成为好的智库，经得起时间、历史的检验，才能成为好的智库。智库必须坚持实事求是，时刻以时代的要求为己任，不论信息收集，还是研究方法革新，最终体现为能够代表时代所提出的基本使命。
好的智库一定是有影响力的，不论是研究长期趋势还是短期需求，是关注全球事务还是地区与国别问题，是涉及全人类、全社会还是就某一决策进行研究，最终，都要靠自己的研究成果来衡量。
智库的组织架构要能够便于体现上述特点，有利于完成选定的使命，有利于造就世界一流专家。智库必须让其成员有强烈的归属感，还应有一种能够让其成员合理满足荣誉感的机制。一个人发挥作用，必有一定的时间、地点；一个人的能力有大小，一定要有一个能使专家稳定地、持之以恒地贡献其聪明才智的工作环境。
《中国投资》： 智库与决策之间的关系应如何定位？
赵昌会： 在良好的氛围下，智库与决策是一种互利共生关系。通过吸收广大智库的成果，政府可以制定出行之有效的大政方针和更加成熟的公共政策。反过来，智库应当走在时代前列，时刻把战略和政策研究作为检验其工作成果的主要渠道，甚至作为决定其命运的试金石。
现实生活中，政府与智库的共同兴趣在于把握战略和政策的进程，职能有类似、重合的地方。政府在制定政策时往往会屈于形势的压力，特别是政治需要，不大可能进行实验性质的模拟研究。而智库没有处于制定政策的第一线，相对更有条件从容而系统地研究重大问题，并进行独立、客观地调研论证。但是，智库产品一经采用，智库就要承担重大政策后果的连带责任，至少是声誉风险。
智库与决策也是相互借鉴的关系。很多时候，政府在一定时期内不得不遵从惯性的力量，没有变更方向的可能性，而智库则具备检验能否推行某一政策的条件。有时候，政府有信心解决问题，但智库的参与可以使政府的举措拥有更广泛、更扎实的基础。
智库与决策还是一种相互证明的关系。一般地，决策处于主导地位，智库处于辅助地位，二者体现出强烈的雇佣关系：决策者是雇主，智库则是受雇者。从时间上说，智库提出的政策主张在前，政府做出的决策在后；换言之，二者有着明显的逻辑继承关系。但这种情况不是绝对的，况且认识是无限的，永不停止。决策之后，如果失败，那么，智库首当其冲，必须另谋高策，或决策者改弦更张，干脆更换智库；决策之后，即便成功，也须跟踪决策，而跟踪决策的重担不能统统落在决策者肩上。
智库人员与政策制定者的角色有时可以相互转换。中国的哲学思想一向崇尚“从实践中来，到实践中去”的行为模式。自先秦以降，历代知识分子的人生之路，似乎都是“学而优则仕”。这一历史现象说明，从“食客”到“致仕”，再到“解甲归田”，政府公务员与智库学者之间存在着一定程度的双向流动关系，只不过，从“仕”到“民”的仅在少数，因为不存在制度安排。
但归根结底，智库与决策之间是平等的。不能认为，决策者更英明一些，智库更智慧一些；更不能说，决策者应当承担失误的全部责任，而好点子都是智库的主意。
《中国投资》： 中国应形成怎样一种智库与决策之间良性互动的机制？
赵昌会： 以习近平为首的党中央已经确定了全面深化改革的多个方针大计，但如何全面改革、深化改革，客观上为智库发挥作用提供了条件。智库不能机械解读或盲目证明已经确定了的大政方针，而是要独立自主地、高度创造性地开展研究，为完成改革赋予当代中国的任务提供富有启发意义的智力产品。
在这种基础上，决策者需要认识到，在一日千里的全球化信息时代，中国和世界已经变得高度复杂，政府的决策必须借助那些专门从事思想和政策生产的智库，而智库则必须当仁不让，在某一领域（大政方针、公共政策或中外关系等）敢于质疑，奋勇尝试并有所贡献。
良性互动的最好机制是，双向选择，自然淘汰。
《中国投资》： 中国应当借鉴哪些国际经验？
赵昌会： 首先，智库应当分类。国家要有意识地鼓励和促使智库多元化。目前的问题在于，有些领域没有专人研究，有些领域则是大量、低效、重复的研究，显得既无序又无质量。这种状况必须结束。
智库的分类工作十分紧迫。西方国家的智库，已经形成了多元化和专业化，例如有研究国际战略的，有研究对外政策的，有研究城乡关系的，有研究公共卫生的，还有研究绿色增长的，门类繁多，不一而足。事实上，智库只有多元化，才能形成关于重大问题的专业化或职业化的政策建议。因此在不同政策的听证会上，就有不同的智库参与政策论证。
其次，要改革现有体制。智库一定是独立法人，可以自主决定研究课题，或接受委托开展课题研究。智库的生存，主要依靠其影响力来筹资，出资人可以用自己的人格魅力或道德榜样影响智库，但即使出资，也不应规定智库的研究课题。
政府预算经费不应进入智库，反之，依靠政府下拨行政经费的研究部门算不上智库。例如，政府不同机构内设的研究室、研究院，其运作结果可能体现了智库的某种作用，但它们不是智库，而是内部咨询机构；它们首先听命于上级主管领导，很难独立自主地决定研究课题及其先后顺序。另一方面，它们工作成果，也难以社会化。进一步说，它们的人员和真正意义上的智库学者，遵循完全不同的期望、路径和成长规律。
第三，必须学习西方国家先进智库的成功经验，但也必须脚踏实地，建设深深植根于中国历史和文化，同时具有世界情怀、能够高瞻远瞩的中国智库。
特别指出，对于美国智库和行政部门的“旋转门”机制，中国有必要认真研究，加以借鉴。
《中国投资》： 未来会在什么样的土壤里生长出您所说的这样的智库文化？有规律可循吗？
赵昌会： 独立自主、实事求是，是智库的本分。政府应该逐步认识到，那些火烧眉毛的紧急工作不是智库应该做的。要培育智库文化，就要明确界定智库的角色功能，积极支持智库的发展，营造有利于智库生长的政策环境。
健康的智库文化，一定是在国家和社会力量的投入下形成的，所以尤其要鼓励社会捐助。但要注意，因为智库不同于咨询机构，不是营利机构，不能让他们太多地考虑生存问题。
这丝毫不能说明，政府与智库的关系不紧密，政府委托研究就是一例，但这不属于预算支持。如美国的兰德公司，专门为美国军方服务，大多是以委托研究的形式开展工作，一方面是为了避免利益冲突，另一方面也发挥了智库的作用。
中国私有部门，要移风易俗，形成有远见、有抱负的商人资助智库的社会风气。要考虑到智库所形成的巨大的社会正补偿，对整个社会形成良性互动，捐助者的投入必须心甘情愿。
社会对智库的捐助，不能因为政府没有采用智库建议就不再投入，或转投它处。从这个角度来看，再次说明，凡完全依靠政府经费支持的机构都不能叫做智库。道理很浅显，智库不能完全由政府出资，是因为政府资金来自于纳税人，而这种列入预算的资金，要求效益与回报。
但是最终，智库必须证明自己的存在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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