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月10日，上海自贸区公布了新的9个金融改革案例，包括上海黄金交易中心国际板正式启动、居家费用跨境人民币支付、股权质押跨境并购融资、保险公司设立养老产业投资管理机构等。如今， 第二批自贸区试点名单浮出水面。12月12日，国务院总理李克强主持召开了国务院常务会议，会上部署推广上海自贸试验区试点经验、加快制定完善负面清单，推动更高水平对外开放。
“可复制、可推广”一直是上海自贸区改革的基本要求。上海自贸区的哪些经验是最大的亮点？又有哪些不足之处需要改进？第二批自贸区各自的特点是什么？对此，中国社会科学院财经战略研究院研究院钟春平接受了中国网记者专访。
中国网：中国上海自贸区最需要推广的经验是什么？
钟春平：中国上海自贸区挂牌满一周年了，我们对它期望非常高，在一年的过程中所做出的尝试，有经验、也有教训。
在政策设计上，中国上海自贸区是希望通过开放促进改革，这是一个非常大的战略，这个战略被认为是在“特区经验”之后的一个更大的步伐。另外，国际方面的背景是，我们在跟美国的谈判过程中，我们要主动做一些事情，因此做尝试做中国上海自贸区。
中国上海自贸区与当年的深圳经济特区不同，不是依靠优惠政策，而是要内外无别，无论是外企、国企，还是民企，都是一视同仁的，这是一个可复制的制度创新。
在自贸区的海关监管方面，确实是有些突破和创新的，审批项目确实减少了不少；另外一个比较重要的进展是国际贸易“单一窗口”试点，在操作层面做了一些创新。
对中国上海自贸区的改革，我给出的评价是，整体上有待推进，有部分的突破，但是跟预期存在较大差距。这与中国的改革有相似之处，观望气氛比较重，主动性差。顾虑太多，怕出风险，怕放权之后会对管理体制，乃至整个社会产生极大冲击，比如人民币的自由兑换、人力资源的自由化；比如放开对民营资本进入银行业的限制，等等。
其实，后果也并没有想象的那么可怕，遇到问题不能总是用“堵住”的思维，应该让它自由发挥，对于政府来说，不用对细小的东西过多管控，只要确保发生问题时能管得住就可以了。
中国网：为什么要强调中国上海自贸区的经验的复制和推广？
钟春平：中国上海自贸区经验的可推广性就意味着我们的创新要不断地得到更广泛地应用。
从本质上讲，中国上海自贸区强调的是制度创新，就要强调大胆地尝试，如果中国上海自贸区做的工作只是上海自己发展而不能够推广到更大范围的话，那意味着只是发展某个区域，并不能够代表中国整体的发展，这就跟建立自贸区的目的背道而驰了。
中国网：您认为在中国上海自贸区的建设过程中最大的挑战是什么？
钟春平：中国上海自贸区的建设中一个非常大的挑战就是“负面清单”的管理模式。这对于中国来说是比较新鲜的事物，我们原先的管理模式是防御性的，通常告诉你什么东西能做，通过申请、审批。而“负面清单”的管理模式则只是告诉你什么东西不能做，除此之外都是可以做的。
中国上海自贸区对“负面清单”管理模式的探索，我们是寄予厚望的，但是从过去一年的经验来看，突破非常有限的，取得的进展比较少。其实，一些发达国家对这方面的探索是比较充分的，应该值得借鉴。
中国网：在“负面清单”管理模式的探索方面，还有哪些需要突破？
钟春平：首先，“负面清单”太长，内容上流于形式，这证明在管理中我们的顾虑太多。中国上海自贸区在政策设计的时候，实际上是要提倡大胆的尝试，但过去一年中，进展是比较缓慢的，真正意义上的创新还比较欠缺。
第二，金融创新也比较令人遗憾。在政策设计上，认为自贸区应该是中国的金融中心，在金融领域的发展应该是比较充足的，金融改革也是非常必要的，但是自贸区的金融服务比较滞后，管制也比较多。所以，也期望在金融创新方面，中国上海自贸区能够迈得更大。
第三，自贸区跟部门之间的协调不够充分。中国上海自贸区对一些限制的放权会产生一些风险。风险由谁来承担？作为中国上海自贸区，肯定没办法全部承担；而从部门角度看，放权之后也不愿意再承担过多的责任，这无疑会让改革的积极性大打折扣。
中国网：第二批自贸区试点名单浮出水面。12月12日，国务院总理李克强主持召开了国务院常务会议，会上部署依托现有新区、园区，在广东、天津、福建特定区域再设三个自由贸易园区，以上海自贸试验区试点内容为主体，结合地方特点，充实新的试点内容。您认为广东在这方面的优势体现在哪里？
钟春平：第一，在区位上靠近香港，这具有一定的优势。第二，香港在现代服务业方面，金融或者贸易方面的优势突出，可以通过更妥当的安排，充分借鉴成熟的现代服务业的发展经验进行拓展应用。第三，香港的金融中心的地位在国际上相对比较重要，通过自贸区促进金融的发展，更多地吸收香港的一些经验，同样也增强香港金融中心的地位。
另外，从历史上分析看，广东历来具有改革的传统，我们改革开放的事业实际上就是从广东开始干起的。广东人通常做事的思路跟“负面清单”的管理模式很相似——在政策上如果没有明确限制就会去尝试。
中国网：天津在建设自贸区方面是否有自己的特色？
钟春平：天津的历史地位很重要，比广东重要，因为它更加接近政治和经济中心，但是天津在改革方面一直不是很有成效，因为它在历史文化中比较强调“稳健”，不会做大规模地制度性创新，这个并不是它的一个强项。
天津是京津冀协同发展中非常重要的一部分，距离作为决策中心的北京非常近，尝试建立自贸区的话，对北京乃至全国的简政放权都会产生积极的影响；另外在国际环境中看，通过天津来发展中日韩的自由贸易区也是很好的选择。
天津目前申报的区域是比较大的，目前融资租赁业务已经做得比较大了，希望能发挥一些对内辐射的效果。希望将来天津应该把“负面清单”减少一点。 在天津滨海新区的综合配套改革试验整理方案中，提到要创新开展融资租赁业务，把金融融入天津的自贸区当中，所以天津可能会尝试发展金融副业。
中国网：如何防止地方政府在申报自贸区过程中可能出现的“念歪经”的状况？
钟春平：想要防止地方政府把自贸区建设当做一种投资或者是房地产开发，最重要的一点是，自贸区最突出的特点就是强调内外一致，要反复强调自贸区不会搞所谓的优惠政策，尤其不允许搞税收优惠政策。
中国网：如何防止学习中国上海自贸区经验当中，可能会产生的形式主义？
钟春平：现在最担心的就是，为了开发而开发，为了自贸区而自贸区，反而忽略了自贸区真正的内涵。地方政府必须明白发展目标，建立自贸区为了什么，而不是为了一些优惠政策或者是政绩。
其实，建立自贸区的政策初衷恰恰是对待各方都一视同仁，而没有任何实质性的优惠政策，为了优惠政策和政绩而来的话，肯定会空手而归。没有这方面的激励，相信地方政府就不会不惜成本去争取建自贸区了。
中国网：中国上海自贸区接下来的一步应该怎么走？
钟春平：接下来要解决的是一个非常难的问题，就是要更加大胆地尝试，步伐要适当加快，要真正触及到改革非常核心的东西。
另外，“负面清单”的管理模式实施后，很有可能有些投资者、厂商会无所适从。因为手续的简化，有可能一窝蜂地注册公司，但其实并没有想清楚具体要做什么；地方政府也一样，曾经会有各种优惠政策作为鼓励，指导投资者做什么，但如今只能说不能做什么，可能反而不知道该怎么去做，这就需要足够的耐心，作为地方政府的监管来说，要放心地让企业发展，尽量不要去干预它。
值得注意的是，厂商的投资者要形成稳定的秩序，不能发生一点问题就立即收紧政策，这样对投资者来说是非常不利的，毕竟投资是不可能收回来的。因此，必须加强这方面的研究。
所以我建议要广泛地征集意见。从前我们制定政策时，鼓励“摸着石头过河”，如今还是提倡要先做好顶层设计，要弄清楚投资者到底需要什么，能否正当地解决投资者的需求，而不是设置越来越多的条条框框去限制它。其实，在市场竞争中，一个企业要发展壮大，只要在产品质量和价格上没有问题，社会应该给它更宽广的空间，让它自由发挥，那么经济自然而然就发展了。因此，无论是在改革中，还是在自贸区建设方面，一定要不断鼓励自主创新。
在改革的过程中，包括在自贸区建设方面，我们要建立尽可能简单的规则，不要怕有人“钻空子”而不断去堵，使得规则越来越复杂。要真正让社会发挥活力，真正鼓励创新，对于新鲜事物就要更加包容，更加开放的心态去面对，任何事情都是有利有弊，我们不能总想着把弊端完全剔除掉，而是尽可能地放大有利的一面，越简单地规则对于整个社会来说，是越有利的。
评 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