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辉耀：中国智库面临的新挑战

国际社会的风云变幻，中国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都给中国智库的发展提出了新的挑战。为了在不断变化的国内国外环境中求得发展与生存，中国智库需要不断地应对和研究全球经济发展的冲击、各种新型咨询机构团体的兴起、新媒体的运用、智库管理人才稀缺、运营方式和理念的更新等方面的新挑战。

（一）智库人才的严重缺乏

人才是第一资源，这是当今中国的社会共识，大到治国经邦，小到经营企业都离不开人才。作为智力密集型机构，智库对于人才的要求更高、更迫切。中国智库的发展需要吸纳现代型精英人才，包括一大批优秀的才智之士和“专业奇才”，借助他们的“智慧”促进智库走向兴盛。

中国真正智库发展历史还很短，国家对现代化智库建设的重视也是为期不长，中国智库目前对智库精英人才的需求十分强烈。所谓智库所需的精英人才主要有三类：高端智囊人才、独立研究型人才和新型综合型人才。

高端智囊人才，拥有自己参政议政的渠道，能通过著书立说将自己的思想观点传达出去，影响决策。这类人才主要是前政府高官和对政府有影响力的知名学者，要吸纳这种人才，除了智库本身要有足够吸引力，还有赖于“旋转门”机制的健全和完善。

独立研究型人才，有独立的思想和人格，能独立主导和参与大型课题和项目的研究。目前中国智库各种名头响亮的“权威”和“专家”不少，但真正的独立研究型人才严重紧缺。这有赖于独立知识精英阶层的进一步培育和智库本身独立性的加强以及对研究型人才的培养。

新型综合型人才，既能参与研究活动，又可以进行策划、组织、宣传、推广、筹款等工作，具有较高的综合素质。

我认为，做智库吸纳人才时，最看重“个人的研究能力、独立思考的能力和创新的能力。我们非常欢迎有过一定的选择，潜心做研究，同时对社会和国家和民族，包括对全球化有比较宏观或者比较深刻的认识，能够提出自己独立的观点，很快掌握研究的方法，这种人才是我们所需要的。”

此外，我国官办和半官办智库的行政化较强，智库领导人才缺乏。不论智库的类型为何，智库管理人才优劣会对智库的发展产生重大影响，如何发现和培养真正知晓现代智库运作模式的人才是中国智库发展面临的巨大挑战。

（二）新媒体带来的挑战

著书立说向来是传播思想的最重要途径，也是智库传播研究成果的主要方式。但新的信息传递手段的快速发展、信息资讯的快速传播都对智库传播其研究成果的方式提出了挑战。辛辛苦苦研究出来的成果如果被他人抢先发布了，那就相当于白忙了，因此智库要去适应短信、博客、微博、微信等新的、快速的信息传播渠道，抢得发布研究成果的先机。短信、博客、微博、微信等传播渠道虽然快捷，但其传播信息的容量却是有限的，智库的研究成果一般都会有几百页长。如何实现研究成果与传播渠道的融合是新媒体给智库出的又一道难题。新媒体的发展给智库提出了巨大的挑战，使它们不仅要适应新的传播方式，还要保证其研究成果的质量和完整性。为了应对这一挑战，智库需要在以下几方面做出改革：其一，对研究对象进行调查；其二，思考更好地为客户提供服务的方式；其三，利用更简洁明了的方式使研究成果更易为政府决策者和公众理解和接受。这些变化改变了智库分析、讨论、研究、影响公共政策的方式，也迫使智库根据改变及时作出调整，以避免被时代淘汰。

（三）咨询机构的竞争

最近30年来，新成立的智库的研究方向主要集中在特定事件或者政策领域。在这些领域，智库不是唯一的研究机构。咨询公司、律师事务所、宣传团体和有线新闻网络也都在关注这些领域。僧多粥少的状况使智库与这些咨询机构之间在这些领域的捐赠、补助和项目合同方面也存在激烈的竞争。

因此，智库越来越重视提高自己的专业水平，以此作为在日趋激烈的竞争中取胜的重要手段。智库提高专业水平的方式是研究政策、研究需求，找准需求定位，通过功能上、政策上和特定问题上的专门市场定位来满足不同政策研究的要求，尤其是满足特定项目资助方、政府决策人员和一些有想法和追求的公众人士的需求。

（四）组织机构的调整与转化

经济、社会的发展，信息传播途径与传播速度的变化，智库自身的调整都使智库面临着越来越多的新挑战，传统的以研究成果为主的智库运营模式受到挑战是其中比较重要的一个。智库的运营模式是多年积累的结果，其研究成果是智库最大的产品与卖点。而市场的发展要求智库不仅要会做研究，能拿出过硬的研究成果，还要会宣传、推广自己的研究成果。这就要求智库调整自身的组织结构，促进组织结构由以研究人员为主开始向功能多元化转变。

因此，当今世界大多数成熟的智库除了设置学术科研部，还会设置活动部、市场部和媒体宣传部等部门。智库的人员结构也更加多元化，不仅包括研究人员，更包括成果推广人员、市场开发人员，而且推广和市场开发人员愈来愈成为推动智库发展的重要力量。

（五）公信力的品牌形象不足

当今中国智库最大的危机在于公信力危机，这很大程度上是由中国社会的信任危机的大环境决定的。在社会信任危机的大环境中，民众习惯了怀疑，怀疑智库发布的研究成果、思想观点，甚至对各种研究机构也经常抱着一种狐疑的态度。

虽然说社会大环境使智库深受不信任之累，但不能否认，中国智库本身也的确缺乏足够的公信力。政府创立的智库在表面上看起来是非政府组织，实际上却是起着政府分支机构的作用，难以保证研究成果、思想观点的客观性与公正性。而一些公司和个人成立智库为了生存和发展则倾向于促进自身利益的满足。这造成了个人利益与公众利益的混淆，使智库运作难以做到透明。

想要在独立性、利益、影响力之间维持平衡需要很高的技巧。只有妥善处理好这三者之间的关系，智库才能在政府决策者和公众中保持自己的公信力。而从长远来看，智库要形成和维护其公信力，就必须拿出专业、客观、科学的研究成果和思想观点，且确保这些研究成果和思想观点在关键问题上对政策制定者、媒体和公众产生深远的影响，这是中国各类智库未来面临的共同挑战。

（六）国际话语权的弱势

在国际社会中的话语权是国家软实力的延伸，体现了一个国家意识形态和价值观的影响力与吸引力。国际话语权的弱势曾使中国失去了国际上的话语能力。在当今国际话语体系中，“西强我弱”的严峻现实并没有得到根本改变。中国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实力要求中国在国际话语体系中谋求更加显著的地位，能在国际话题上发出自己的声音，实现自己的影响。因此，中国必须学会如何更有效地与国外受众交流，而在这方面，中国智库责无旁贷。

中国缺乏话语权表现在无力与受众展开交流，不能使其对中国成就与政策有足够的了解，而只能任其按自己的认知解读。就拿外交政策来说，对于这几年中国实行的外交政策，国内民众多有抱怨，认为外交过于软弱；对此国外也多有抱怨，但抱怨的理由是中国外交太过强硬。造成这种差别的原因就是中国政府国际话语权比较弱势，不能很好地与受众展开交流。这中间的差距就是中国智库发挥作用的空间，中国智库可以利用自己的优势使国内外受众理解中国政策的本质、制定政策的理由以及当前的国际形势等。但要做到这一点，中国智库先要具备足够的国际话语权。

当前中国绝大多数智库的研究还囿于一国或一个地区之内，缺乏全球化的思维、国际化的眼光和前瞻性、系统性的研究能力。因此，中国智库在国际社会上发出的声音很微弱，缺乏必要的国际影响力，导致中国智库在国际话语体系中处于绝对弱势地位。要扭转这种绝对弱势的地位，中国智库还有很多事情要做。首先，要更加积极引导国际言论；其次，要打破西方智库和媒体的垄断，为提升中国的国际话语权寻求突破口；再次，学习、研究西方智库，加强对国际舆论的反馈与引导；最后，要提高自身的国际影响力，加快中国智库的国际化与“走出去”战略。中国智库力量的兴起有助于扭转中国在国际话语体系中的弱势地位，助力中国建立国际话语权。

大国须在国际事务中发挥自己的作用，这就需要具备与之相匹配的国际话语权。而在国家建立国际话语权的过程中，能与国际对话的大国智库则是必不可少的助力。让我们期待着中国智库未来能够发挥与布鲁金斯学会这样的世界顶级智库同等重要的作用，在国际上响亮地发出中国智库有影响力的声音。

（七）国外智库的竞争

随着中国经济社会的发展和政府职能的进一步转变，政府对公共政策和公共服务方面的研究、智库服务的需求空前加大。按理说这可以成为促进中国智库发展的机遇。但尴尬的是，很多有需求的部门机构、产业园和大企业却舍近求远地把研究项目交给国外智库。兰德公司就抢了中国智库不少“生意”，其中国“雇主”为数不少。2007年，兰德与天津滨海新区达成战略合作关系，提供了技术创新等方面的研究与规划。此外，兰德还受海南、江苏、天津和广东等地方政府部门的委托为它们做过调研报告。

部门机构、产业园和大企业的这种选择从反面说明了中国智库的发展还任重道远。虽然中国智库的数量有了大幅提高，但是兼具独立性、专业性和影响力、公信力的“真智库”还是少之又少。对于中国智库，兰德公司总裁汤姆逊曾说：“中国并没有类似兰德这样的综合性智库，即研究领域很广，每个领域的专家又能研究得很深的机构。比如兰德在物流、能源、军事等诸多领域都做得很深，但涉及的领域又远不止这些方面。”随着国外智库纷纷进军中国，中国智库未来将面临更严峻的竞争压力。

总之，中国智库正面对新的世界形势变化带来的种种挑战，能一一应对这些挑战，并在竞争中胜出的智库需要具备经济学家描述的那种“成功的智库”的要素———研究深度、政治影响力、公众感召力、宽松环境和大批专业人才，否则，中国智库发展的滞后将会影响中国的软实力，拖累中国未来全方位的发展。(文章节选自《大国智库》主编 王辉耀 苗绿 人民出版社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