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新立：稳增长是今年经济工作的第一要务

1981—2013年最终消费率、居民消费率、投资率变化情况（数据来源：中国统计年鉴2014）

前不久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科学分析了当前经济形势，提出了今年经济工作的五项任务。其中第一项任务，就是努力保持经济稳定增长，其余四项任务也都是围绕着稳增长来部署的，包括积极发现培育新增长点，加快转变农业发展方式，优化经济发展空间布局，加强保障和改善民生工作。五项任务同时明确了结构调整的重点。认真落实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精神，是实现经济持续健康发展的根本保证。

需求不足是当前经济运行的主要矛盾

当前经济运行的主要矛盾是什么？是最终需求不足。产能过剩和需求不足是同一问题的两种表述方式。宏观经济对策必须紧紧抓住解决这个主要矛盾来进行。

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纵观30多年来的发展轨迹，我们基本是依靠高投资、高消耗、高污染来支持经济的高增长，走的是一条粗放型的发展道路。对此，不能苛求于前人。因为当时面临的主要矛盾是短缺，是商品的极度匮乏。我们用20年的时间消灭了短缺，这是了不起的伟大成就。但由于对高投资率、低消费率的严重后果觉悟较迟，没有及时采取有效措施，加上投资增长的巨大惯性，以致30年来投资率一路攀升，最终消费率和居民消费率一路下降，投资与消费的比例关系陷入目前的扭曲状态，这就是当前经济下行、需求不足、增长乏力的根本原因。从1981年到2013年，我国投资率从32.5%一路攀升至47.8%，同期，最终消费率从67.1%下降到49.8%，居民消费率从52.5%下降到36.2%，分别上升了15.3个百分点和下降了17.3、16.3个百分点（见下图）。目前我国每年创造的GDP总量，将近一半用于扩大再生产，仅仅有三分之一多一点用于13多亿人消费。美国的居民消费率为70%。像我国这样的投资与消费结构在全球各国是绝无仅有的，是注定不可持续的。

显而易见，我国经济发展已由供给约束阶段转变到需求约束阶段。需求不足的问题不突破，其他措施难以发挥大的作用。结构调整的主要目的就是从结构转换中创造和释放出新的需求。宏观经济管理部门和研究机构应把主要精力集中在破解需求瓶颈上。

马克思用毕生精力研究资本主义市场经济规律，最后得出结论，生产能力无限扩张和广大居民有支付能力的需求之间的矛盾，是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这个矛盾必然导致周期性的生产过剩的危机。战后发达市场经济国家通过加强经济预测、宏观调控和发展福利社会，使过剩的矛盾得以缓解。我国从提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到现在，只有20年的时间。对市场经济的客观规律认识不深、研究不够，虽然已经有效地解决了计划经济下的短缺问题，但对过剩问题尚未破题。

重新聚焦农村改革是破解需求不足难题的关键

据统计，2013年，我国农村仍居住着6.3亿人，农业劳动力尚有2.4亿人，农业劳动力占全社会从业人员的比重为31.4%。农业劳动生产率只及全社会平均劳动生产率的三分之一，农民人均收入水平也只及城市居民的三分之一。把农业劳动生产率提高到社会平均水平，从而使农民的人均收入水平赶上城市人口收入水平，条件已经成熟。释放6.3亿农村人口的消费潜力，足以支持我国经济以7.5%以上的速度发展到2030年。中国30多年改革发展的一个重要经验，就是不管什么商品，只要农民学会制造，这种商品很快就会由供不应求转变为供过于求；不管什么商品，只要农民有钱购买，这种商品很快就会由供过于求转变为供不应求。

释放农村需求的巨大潜力，首先要提高农民的购买力。以汽车来说，尽管不少城市已因交通拥堵而限购，但农村不存在这个问题。2013年，我国民用汽车拥有量为1.27亿量，拥有率不足10%，全世界平均为30%以上，发达国家高达80%甚至更高。如果让农民买得起车，将足以支持我国汽车工业未来十几年的高速增长，城乡结构将由此发生深刻变革。

通过加快农业发展方式转变，建立现代化、规模化、专业化大农业，是提高农业劳动生产率和增加农民收入的根本途径。习近平主席在去年全国农村经济工作会议讲话中曾指出，单季农业地区，每个劳动力能耕种100～120亩地；双季农业地区，每个劳动力能耕种50～60亩地，其劳动生产率就能达到社会平均劳动生产率，农民就能成为一个体面的职业。在广大平原和浅丘陵地区，达到这样一个最低规模要求已经有了条件，农业现代化出现了千载难逢的机遇：一是农业劳动力转移有出路，到处都是招工难；二是农用工业可以提供充足的农机装备等农业生产资料；三是市场对优质农产品的需求旺盛；四是各级政府对三农包括水利的投入规模高达五万亿元，今后还会不断增加。充分利用这些有利条件，大幅度提高农业劳动生产率，大幅度缩小乃至消灭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此其时也。

笔者去年12月下旬赴黑龙江黑河市农村调研，那里的土地85%以上已经流转，由合作社、农业公司、种田大户耕种，每亩每年转包费平均700元左右。有一个村有耕地2万多亩，原来由220多个劳动力分散耕种，现在组建了合作社，只用十几个劳动力种地，其余劳动力全部外出打工。妇女到上海做月嫂，月工资5000多元，夫妻俩都出去打工，年收入可达10万元，加上土地转包收入一万多元，家庭年收入超过11万元，收入比原先翻了两三番。合作社搞规模化、标准化经营，使单产提高30%以上。从黑河的情况看，在合作社、农业公司和种植大户三种经营模式中，股份合作制更受农民欢迎。因为土地、农机农用资料都可作价入股，收入按股分红。合作社聘请管理人员、农机手等，由合作社发给工资。合作社的工作人员大都是社员，他们既拿到分红，又拿到一份工资，收入略低于外出打工者，但可以照顾家庭。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把转变农业发展方式作为今年第三位的任务。只要加强政策引导、鼓励，土地流转的速度可能会快一些。沿袭了几千年的以家庭为单位的自然经济模式，在工业化、城市化浪潮冲击下，将逐步退出历史舞台。

鼓励农民工有偿退出宅基地并在城市购房

目前，我国有农民工2.7亿人，农村留守儿童6000万人，留守妇女4600万人，留守老人4000万人，共有4.16亿人期盼着全家团聚。加快解决农民工的家庭团聚问题，将拉动巨大的城市建设需求，对稳增长将能起到立竿见影之效。党的十七届三中全会关于农村改革的《决定》提出，土地占补平衡只能在省域范围内进行。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提出，允许农户对宅基地使用权抵押、担保、转让，第一次赋予宅基地以商品属性，农户凭借其使用权即法人财产权，就可以分享到城市化过程中土地增值的收益。这个市场范围有多大，农民退出的宅基地就能在多大范围内享受到级差地租的收益。笔者1月初到河南新乡市农村调研，了解到农户拿退出的宅基地到县级土地市场交易，每亩价格仅5万元左右；拿到新乡市地级土地市场交易，每亩能卖20万元。土地部门的同志估计，如能在郑州开放省级土地市场，每亩可卖到50万元左右。这对进城购房的农民工来说是一笔不小的收入。吸收农民工较多的城市，应为农民工建福利房。过去城市人口享受到福利分房，随着房价提高，出现了财富升值效应。以农民工退出宅基地为条件，换取新增城市住房建设用地，以较低的价格为农民工建房，使农民工在城里买得起房，这是政策的关键。

农民工市民化可收到多方面的好处：第一，这是新形势下党和政府关心群众生活的重大行动，对密切党与农民的关系将产生深远影响；第二，农民工在城里安了家，就可以参加各类技术培训，熟练工留在企业，有利于形成稳定的高素质产业工人队伍；第三，有利于节约利用土地资源，农民工再也不必把辛辛苦苦挣来的钱用于在老家建一座无用的楼；第四，为四亿人在城市造房，将形成巨大的需求，加上进城后增加的消费需求，将成为破解需求不足矛盾的根本举措。

亟待厘清的几个认识误区

重新聚焦农村改革，释放农村发展的巨大潜力，必须首先打破思想障碍，厘清几个认识上的误区。

第一，认为农村土地制度改革必然冲击18亿亩耕地红线和国家粮食安全。发展现代化农业，将使我国农业由一个弱质产业提升为具有国际竞争力的产业，这是对粮食安全的根本保障。土地经营权的流转，必须在不改变农业用途的前提下进行。当然，应借助土地经营权流转的机会，推广粮改饲和种养结合模式，促进粮食、经济作物、饲料三元种植结构协调发展，提高畜牧养殖业在农业中的比重。这样，用同样面积的土地将生产出比粮食更多的食物。宅基地的退出，除了能满足新增建设用地的需要，还能节约50%以上的土地用于新增耕地，这是试点地区的经验证明了的。世界经验也证明，所有国家在城市化过程中耕地都是增加的。现在，全国农村宅基地占地17万平方公里，折合2.55亿亩，每个农村人口占有的建设用地是城市人口的3倍多。建立城乡一体化的建设用地市场，促进土地资源的节约集约利用，势在必行。

第二，担心农民工在城市失业，老家又回不去，怎么办？让农民工市民化以后，即享受到城市的社会保障，包括养老、医疗、失业、工伤等保险，这个问题就自然化解了。

第三，担心农民对土地的法人财产权实现之后，会不会引起货币超发和通货膨胀。农民能够像城里人一样分享到城市化过程中土地增值的收益，而且通过设置区域性土地交易市场，让远离城市的农民的宅基地，也能分享到大城市的级差地租，这是农民的权利。农民工增加的购买力充其量只能对缓解通货紧缩发挥些作用，说会引发通货膨胀，实在是不着边际。

改革以来，每一次大的突破，都率先来自农村。重新聚焦农村改革，使农业劳动生产率赶上社会平均劳动生产率，使农民人均收入赶上城市人均收入，基本消除城乡发展差距，这一历史任务亟待我们来完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