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平,中国社科院美国研究所所长
最近,中国社会科学院在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发布的全球智库报告中,中国社科院作为智库,位列中国第一,世界第三。原因有四:一是规模大,二是历史长,三是对社会和政府的影响很大,四是它提供给社会包括政府很多人才。中国社会科学院有几十个研究所,几十个智库,有几十个核心期刊,四个出版社,但我们距离中央最近提出的智库建设的要求还差得比较远。
中国的智库建设,在数量上如雨后春笋。现在大学很多,一些地方大学、偏远大学,甚至没有听说过的大学,都在建国际研究和国内研究智库。也有很多智库解决本身的发展,但更多不是以教育为主,而是以研究为主。其次是比较务实的政策导向,这是智库不同于一般的教学和科研单位的特色。
中国社会科学院有两个定位,科研和智库。1977 年,研究院独立出来就是要改革,如一个经济所一下子扩张成八个所,规模确实很大。美国同行也羡慕我们,我们很年轻就能够规划自己的未来,20年后将成为什么样,50年后将会是什么样,自己定自己的研究规划、研究题目,这个独立性比外界想象的大得多。我说的外界还不只是国外,也包括国内。很多年轻人很自觉就要研究什么东西了,我当所长也不能说他不能研究,不能让研究者不研究,他自己确定他的研究方向、研究计划、研究规划、研究目标,一步一步三年、五年、十年、三十年这么走。
这就使我想起我们和美国智库的差距和不同,也不是说谁好谁不好。基辛格先生经常来我们这里,我们确实也向他学习,他也讲中美智库和思想者的区别。他老说一句话,中国有长远思维、战略思维,美国只关注当下、关注现实。有时候,我们也觉得中国缺乏战略思维,应该向美国的战略智库学习。
基辛格举了几个例子。第一个例子,1972年他来中国,与毛主席、周总理交谈的那些,几十年下来,中国就是按照当时谈的世界眼光、国际格局、发展谋略走下来的。第二个例子,90岁高龄的邓小平,见到基辛格第一个问题就是,基辛格先生,我向您请教100年之后的世界什么样。基辛格就说,他走了那么多国家,没有一个90岁的人问他100年以后的世界是什么样的。第三个例子,是我亲身经历的,五角大楼搞战略规划的部长说,希望搞长远一点,不要只顾眼前利益。我当时问,长期是多长。他不假思索地回答,三天,肯定要考虑今天打仗怎么办,明天下午打仗怎么办。
我们确实做了很多中长期的研究,其中有些我们不知道哪天才能用得上。
现在智库内部的管理和机制,我们也正在改变。从“十二五”开始,国家要求我们走科技创新之路,要求整个中国的社会科学搞创新。其一,社科院院士的论资排辈已打破传统,年轻人一来就能够决定自己的方向和目标,有时候还要主持项目,做创新。其二,是打破学科界限,跨所甚至跨单位,跟国外机构合作。其三,不再盲目自傲自信,创新之路在加大,研究报告好不好不能自己来说,现在是多种可能、多种考虑、多种不同的学科和研究方案,使我们的研究为政策、为国家服务更加周到稳妥。
最后,下一步我们需要学习的内容,除了大而全,还要小而精,国际研究的东西多是小而精的东西。其次是中心要灵活。
我觉得,中国国家智库建设应该是多种模式,多种途径。我们社科院是大而全,大有大的好处,也有大的难处。我身在社科院几十年,反倒觉得大量小智库、新智库、灵活智库的出现,对于国家建设,包括对我们自己提供的思路都非常好。
(文章节选自《大国智库》主编 王辉耀 苗绿 人民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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