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年，上海社会科学院研究员周海旺多了一个“新头衔”——“人口发展与公共政策”团队首席专家。
这个柔性组合的团队共有7人，5个来自院内，2个来自院外，分别是华东师大和复旦大学。周海旺说，2014年团队承接并完成了16项课题，如市发改委的“‘十三五’上海人口发展和加强人口服务管理问题研究”。在他看来，人口发展分析预测有重要的智库价值，可为城市规划、教育、民政、户籍政策等众多政府决策部门提供依据。在政策咨询研究的过程中，他们也接触到城市人口方面最鲜活的动态。这种“双向共赢”，让他们更清晰地感觉到，所从事的研究对国家与城市发展的价值。
像这样的创新团队在上海社科院还有56个。这些团队像一个个科研“尖兵队”，将科研触角几乎遍布经济、政治、文化、社会人文社科领域的前沿实际问题、理论领域。这些团队又有点像那些在微信中高度活跃着的“群”，人员看似柔性组合，却有着共同的聚焦点，内部涌动着巨大的创新活力。
“创新工程”突破瓶颈
上海社科院是我国第一家明确提出智库发展的科研机构，那一年是2005年。然而，即便在这个较早传播智库概念、掀起“智库热”的大院里，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型智库的探索也并非一帆风顺。建智库会不会挤占科研时间？文史哲等一些基础性学科能否进行智库成果转化？如何考核和评估智库成果？决策咨询与基础科研究竟是什么关系？种种问题，始终若隐若现地伴随在智库发展的进程中。
上海社科院院长王战说，这些问题也使他们发现，如果不明确科研与智库的关系，不改革科研考核体制机制，智库发展还会在原地打转甚至可能事倍功半。经过多年探索，上海社科院最终明确了智库科研“双轮驱动”的发展战略，破除了科研人员在智库与科研之间左右摇摆的思想困惑。但为了让“双轮”更有效地转起来，让决策咨询研究更具前瞻性、战略性，学科建设更为厚实、更为系统，还需要体制机制的配套和改变。
2014年“创新工程”正式启动，从团队组建、经费制度、考评制度等多方面探索协同创新、整体创新、打造新型智库的新路径，这也让“双轮驱动”战略进一步步入体制机制改革期。这项改革的设想和探索在2013年初市委书记韩正调研社科院时得到了充分肯定。今年初，中央公布“关于加强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的意见”的当天，社科院召开专题务虚会，统一思想，以“创新工程”为载体推动高端智库建设的目标更加明确。
牵引作用正在显现
在分管科研的院副院长黄仁伟看来，创新工程作用至少体现在几个方面：首先，思想形成统一。创新工程使全体科研人员统一了认识，形成了优胜劣汰的学术氛围和团队作战的组织机制。其次，重要成果倍出。在承担和完成中央、市委领导交办的重大课题上取得了重大成效，在国家社科基金和上海市哲社规划项目立项数量上取得了重大突破。再次，制度实现溢出。“创新工程”制度设计中带动性、牵引性、引领性、示范性作用开始显现。
如今，一批具有创新潜力的项目正在浮出水面。例如，信息所蒋洁敏的团队提出，要发展“信息社会学”，他们发现，信息权力作为一种新的权力形式，越来越具有无形的“威力”；部门经济所副所长李伟的团队提出，中国经济发展转型中的产业发展与升级，不能直接借鉴发达国家的发展模式，而必须探索中国特色的发展阶段转换产业升级方向路径，特别要注重新兴产业经济学研究，聚焦新业态、新模式等。
一批重大决策成果正在显现。在上海市重大决策咨询领域，一年来设立了10项市委领导圈阅的重大研究项目，配合市委重大调研课题“推进本市城乡发展一体化问题研究”、“新形势下全面加强基层建设问题研究”等；一批对接国家重大问题的研究成果起到决策咨询功能，如世界主要大国对中国梦的启示、王郁琦来访大陆学者观点汇总等被采用并报送中央有关部门；一系列国家级平台形成，如文学所成立“国家对外文化交流研究基地”，成为全国首个国家级的对外文化交流研究基地，打造“淮海学派”，聚焦国家级重大课题研究等。
一批具有国际影响力的项目也在成熟。上海社科院与全世界150多个国家签订合作协议，每年来访1200—1500人次，在很多领域形成了有利于国际关系和交流的“第二轨道”；已经举办五届的“世界中国学论坛”在增进国际学术交流的同时，也为“讲中国故事”发挥了积极作用，论坛通过影响参会的800多位“中国通”潜移默化地影响了世界对中国问题的研究。
在很多科研人员眼中，不唯论文、唯课题，而是激励大家攻关“新”，新的观点、新的理论、为解决新的重大现实问题提供理论支撑，等等，体现出哲学社会科学自主创新的思想、理论和观点，这让大家有了更明确的方向。上海社科院党委书记于信汇强调，院党委和研究所党总支关口前移，为创新工程和国家高端智库建设提供组织和制度保障的必要性。方向明确了，再配备相应的机制等，这就让打造综合型、创新型智库机构更加接上了“地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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