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事制度改革是高端智库建设的关键
——访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隆国强（下篇）
在中办、国办近日印发的《关于加强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的春风吹拂下，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正呈现出一派生机勃勃的气象。百事待举，何处破题？参与《意见》起草、国研中心高端智库试点方案的重要起草人——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隆国强近日在接受中国经济时报记者采访时说，人才是智库的根本，人事制度是高端智库建设最核心、最关键、最先要做的制度设计。因此，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等各家智库应积极实践，勇于进行制度创新的探索，争当高端智库建设排头兵，早日形成一套具有中国特色的智库运行机制。
人才要能进得来，用得好，出得去，能上能下，这是好的智库首先需要做的制度设计
中国经济时报：你曾说过，目前中国智库的组织形式、管理方式是不适应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发展要求的。你这样说的理由是什么？
隆国强：我国智库现有的体制机制，其实是两方面的结合。一方面是政府行政机关的一套管理办法，包括人事制度、薪酬制度、财务制度、预算制度、外事制度等。还有一套是自然科学研究机构的，主要涉及到作为事业单位的人事管理制度、科研管理制度、经费管理制度等。这两个制度的结合，在日常运转过程中已经暴露出很多的问题，使得现行的制度与习近平总书记讲的中国特色新型智库以及这次两办印发的文件里面所设定的要“打造中国特色新型高端智库”的要求有相当大的差距。这就决定了我们要从创新体制机制入手，才能实现这个宏大的目标。
中国经济时报：你认为，进行体制机制改革应该从何处入手？
隆国强：体制机制改革最关键的是人事制度改革。目前智库的组织形式、管理方式的不适应肯定涉及很多方面，我个人理解，首先要解决人的问题，即人事制度。一个好的智库一定是能够为那些投身政策研究的高水平、有造诣的，同时也有着很强的社会责任感、使命感、荣誉感的专家打造一个平台，让他们在这里人尽其才，充分发挥聪明才智。这需要做到以下几点：第一是能把高水平的人才吸引来。第二是对这些高水平的人才，设立激励机制和约束机制，使他们能够在这里勤奋工作，按照对社会、对国家负责的态度进行政策研究。激励机制和约束机制缺一不可。第三是要把那些有潜质的人培养起来，让他脱颖而出。
智库的人才往往是靠引进和培养两条腿走路，但是，目前在我们这些智库机构之间，高端人才的流动其实并不容易，这和西方的智库有很大的区别。西方最顶尖的智库几乎不培养人，就是满世界去找最顶尖的人，把他请来。当然是依靠它的吸引力，它有这么多年形成的品牌效应，有良好的工作环境、工作平台，还有和这些人才的水平相匹配的薪酬，所以说它们可以吸引来高端人才。而中国的各个智库，甭管你职能有多高，行政级别有多高，和所谓低端的智库相比，本身并没有什么优势，对高端人才的吸引力是不足的，比如，你并不能提供一个有竞争力的薪酬。
人事制度必须还得有一条，即智库对自己不再需要的人，能够让他们出得去，即要有淘汰机制。被淘汰的人不一定是不能干的人，而是指那些不再是这个智库当前最需要的领域的人才。美国布鲁金斯学会长期名列全球智库前茅，1980年代美国的对外政策，最主要是对苏联的政策，所以在布鲁金斯学会聚集了全球最顶尖的一批研究苏联问题的专家。1991年苏联解体以后，美国外交政策的核心不再是前苏联了，东北亚地区包括中国、朝鲜半岛、台湾海峡这些地区慢慢成为美国外交政策特别关注的地方，它就开始调整，对这方面学者的需求就大幅度上升。
像这类智库为什么能长期保持自己的领先地位？就在于它能够预见性地看到国家未来需要重点关注的政策，那么就需要提前把这个领域最好的专家请过来。要做到这一点，不可能天天做加法，还要做减法，当它把研究中国问题、东北亚问题的专家请来的同时，不再是热点政策的那些专家就需要离开。所以，我去的时候正好剩下最后一个研究前苏联特别有名的学者，还拿过麦克阿瑟奖，但是他的合同到期以后，布鲁金斯没跟他续签，他就去大学做教授了。
一个好的智库、顶尖的智库要依靠人才的流动，永远保持着一个国家最重点领域的最顶尖专家在这里做公共政策研究，这个智库才能永葆青春，一直可以引领政策研究的潮流，才有可能永远作最顶尖的智库。所以，我认为，人才要能进得来、用得好、出得去，能上能下，这是好的智库首先需要做的制度设计。在这个运作过程中，我一直在强调，要有一种专业主义精神，能上能下，不要官本位，要去官本位。这方面其实有很多的改革需要进行。
中国经济时报：这种人才流动机制的缺乏是国内一些智库不能持续保持领先的重要原因吗？
隆国强：应该可以这么说。如果没有这种人才的流动，你会发现，当某一个问题是最热门的政策问题的时候，某个机构会一下子脱颖而出，很热门。但是随着政策热点的转换，由于我们的人事制度缺乏这种应有的灵活性和流动性，这个机构因为不能够随着热点转换而调整专家，让人才流动起来，不能把新的政策领域里面的专家吸引来，慢慢地就会悄无声息，因为它已不在政策研究的最前沿了，也就不能够称之为高端或者顶尖的智库了，这个机构避免不了被边缘化。
在我看来，所谓顶尖的智库，一定是在国家最前沿的政策问题里面，拥有一批顶尖的专家。顶尖的智库要做成百年老店，是需要有一套机制支持的。任何一个国家的发展，不管是对内政策还是对外政策，重点总是在不断转换。随着发展的阶段不同，就有不同的政策问题需要研究，所以智库需要很灵活的人事制度，总是能够抓住最突出的前沿的政策问题，同时有相应的人事制度、薪酬制度，能把最顶尖的人才吸引到这个智库里面，为国家来服务。好多人不理解我为什么总是强调人事制度，我认为，人事制度是所有的制度里面最重要的。智库发展说来说去是靠人才，智库的根本是人才。相应的，人事制度的重要性就不言而喻。
从中国的实践看，我们观察到很多智库都是各领风骚七八年就衰败了，曾经非常热门、非常厉害的智库，后来看上去就不是那么回事了，不是因为人才不行，是因为人才缺乏流动性。当政策热点转换的时候，人才的结构没有相应调整，它的话语权被边缘化了。也就是说，虽然在其所研究的领域可能还是最顶尖的，那批最顶尖的人还汇聚在那个领域，问题在于这个领域已经不是国家最重要的政策前沿问题了，那么你对决策者的影响、对社会公众的影响都会慢慢地弱下去。很多智库为了追上政策热点的转换，因为人事制度缺乏这种灵活性，就只好说培养人。但有时并不一定能跟得上，培养人才是需要时间的，但形势发展、现实需要不会等人。
中国经济时报：这应该跟中国智库人员缺乏“旋转门”有一定关系。
隆国强：是这样。跟一些国外好的智库相比，我们的智库人员，还缺乏一扇像西方那样的“旋转门”。在一些国家，很多非常有经验的在政府工作的那些处于决策地位的人，会穿梭于智库与政府决策部门之间。他在智库研究一段时间后，会进入政府去做决策者，他可以把智库研究的积累用于实践。在政府工作一段时间以后，他可以离开政府，到智库来进行研究，梳理总结经验教训，哪些做得好，哪些做得不好，给新的决策者提供政策建议。西方智库研究者一般是两类人，一类是专家学者，一类是有着很强的专业背景的政府官员、高管、决策者，他们不是操作层的，是决策层的。相比较而言，中国的智库，特别是在所谓正规化的智库里，学者、专家比较强，而有政府工作经验的，尤其是在政府里做过决策而不是做操作层面的研究者相对比较缺乏。当然，我们现在正在探索一些办法来弥补，比如说到地方政府去挂职，通过和政府部门的合作研究等。但是这种体会和你在政府做决策、承担责任、对政策运行的体会可能还是不一样的。
总之，我们要打造世界一流的高端智库，在人事制度上必须要适应政策研究的需要，要吸引两类高端人才：专业性的人才和有政府工作经验的人才到这里来，大家互相交流，共同合作。做到这一点，我认为，人事制度是最核心的、最关键的一个制度。
抓紧制度创新，突破体制机制的约束，争当高端智库建设的排头兵
中国经济时报：《意见》对国研中心赋予重任，党政、高端“两型”智库的定位使国研中心在我国智库中独树一帜，你认为，国研中心应该如何做才能实现这个目标？
隆国强：先谈一点我对我国智库总体的评价。总体来看，无论国研中心，还是其他智库，要从两面来讲，过去几十年这些智库对国家进步是做了巨大贡献的，你的江湖地位也是由此得来。就是说，大家都认同在过去这些年中，作为政策研究机构给国家出了一些不错的主意，推动了社会的进步。这是几代人共同努力的结果，应该充分肯定。
但从另外一方面来说，跟我们国家现在面临这种复杂的形势以及决策者在这个复杂形势下对智库的期望相比，应该说所有的智库都还存在着比较大的差距，需要我们去努力。为什么习总书记说我们中国的智库发展相对滞后？滞后于什么？我觉得是滞后于时代的需要，滞后于决策者的期望，所以，要奋起直追，才有了我们要建设中国特色新型智库、要打造高水平的智库的使命，能够让中国领导人在面临这么复杂的国际国内环境下科学决策，这就是智库人的责任。
要做到这一点，需要按照中国特色新型智库的要求去做很多方面的工作，包括我前面说的体制机制的问题、人才的问题、管理的问题等。建设智库我们有很多地方是可以学习借鉴别人的，可以比照国际最好的智库，但是在目前中国较难，难在哪儿？我认为，体制机制的创新是最难的，这些问题是相互交织在一起的。有些事情你认为这个是我想到的、该做的，但是你不一定能做，你会受到一些现有的不符合智库运行的体制机制的限制。所以，我们和国外同行比的时候，我们的体制机制确实是一大障碍。外国智库想做一件事，往往说主要是钱的问题，去找钱，去募资，有了钱就可以把最好的人请来，这事情我就能做，不会受编制的限制等等。但是，我们可能会受很多的限制，就算你有钱了，你也不一定能把高水平的人吸引来，也难以按工作需要成立专门机构，有不少的制约。
要能实现习总书记所要求的为党中央科学决策提供高水平智力支持的目标，就得建设高水平的智库。建设高水平的智库的直接结果，是一流的人才开展一流的工作，出一流的成果。实现它，就要依靠一系列的体制机制的支持。现在，我们已经看到现有的体制机制对建设高水平智库的约束，所以必须要大胆地推进体制机制的创新，通过制度创新来解决这个问题。因此，首要的目标是要改进我们的体制机制，使之符合中国特色新型智库的要求，为此，我们还有大量的、细致的工作要做。而且，绝对不是说制度到位了，就可以躺下睡大觉了，能自动产出什么高水平的成果。
国研中心在几年前就提出来要建设一流智库，党组专门做了一流智库的规划方案，按照习总书记批示要求和张高丽副总理视察国研中心时提出的“打造国际一流智库”的目标，制定中国特色新型智库的试点方案。现在，正在进一步地按照《意见》的要求来设计好我们改革创新的方案。这些都是着眼于落实习总书记的要求，打造一个高水平的中国特色新型智库，最终能够在这里汇聚高端人才，近期重点是国内的高端人才，如果说我们讲得更长远一点，未来还要汇聚全球智库研发资源。我们要用全球的智慧来支持我们党和政府的科学决策，提供高水平的决策咨询成果，争当高端智库建设的排头兵，这就是我们追求的目标。
中国经济时报：那么，这个目标的具体实现路径是怎样设计的？
隆国强：目标很高大上，做起来需要脚踏实地，要从现实出发，一步一步地走。我觉得主要是两块任务：一块是有些体制机制确实在目前是由外部设定的，对这些体制机制我们要深入地研究，提出好的新的制度设计，要和外部的相关部门去对接，要争取人家对你的理解和支持，你不能说我想怎么样就怎么样。还有一块是，在现有的体制机制下是可以做的，但是我们还可以做得更好。比如说我们去年在政策评估方面，做了很多探索，取得很大的进步。进一步做好政策评估，提高专业化水平、客观性，还可以继续改进。再比如说我们成果的推广等，也有很大的提升空间。
概括地讲，就是要两条腿走路，一条就是在现有的体制机制下、现有的权限之下能做的，我率先就把它做了，包括科研管理、成果推广、政策解读等。另有一条就是啃硬骨头，需要跟相关部门去对接的制度创新，我们就去跟相关部门对接，勇于探索。
要做好所有这些事，要进行深入的研究，不是凭感觉拍脑袋的事。一个智库体制机制的设计、改革方案的设计，本身就是一项非常具有挑战性的专业化的工作。在这方面，国研中心还是下了很多的功夫。慢慢地，我们对智库的认识也会越来越深刻，方案也在一步一步越来越完善，所以，我们希望能够借《意见》这股春风，搞好试点工作。我们对此也充满信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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