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旭峰：中国智库有必要走自己的发展道路

朱旭峰，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其实我到目前为止，还没有在任何一个智库工作过，我属于研究智库的学者。我针对中国智库的发展道路谈一些个人的想法。

当前中国政府和社会都已经充分地认识到智库能够帮助政府提高决策的质量，解决经济社会实际的问题，同时还能够提升中国的软实力，这个已经得到了共识，但是从具体的发展道路选择方面，其实还没有一个共识，对当前中国智库的发展道路有两个片面的理解。

第一个片面理解，智库要发挥影响力，就必须和政府之间建立直接的沟通渠道，这样便于研究成果向政府决策者输送。而那些和政府没有任何联系的纯民间智库，其实没有影响力，也就谈不上能够帮助政府从而进入决策。

第二个片面理解，他们认为智库首先要保持独立性，就必须与政府保持距离，以便不受政府领导人意志的影响，必须传播独立的借鉴。因此这些智库往往坚持自己民间的身份，有时候在公开场合还刻意去跟政府保持距离，同时又避免让公众知道他们与政府之间的交往，以维护其公众的独立的形象。

第一种理解可以称为智库发展模式的“苏联模式”。苏联在２０ 世纪建立了许多官方机构，这些机构工作主要是通过内部渠道向领导人直接提供政策的参考。新中国成立以后，中国学习苏联也成立了许多官方研究机构，这些研究机构经过了漫长的组织变化、变迁，有一些已经消失了，有一些就成为了现在我们事业单位型智库的主体。这些被保留下来的苏联模式的智库，也有一些遗产被继承下来，比如，苏联模式的智库有一些问题，智库专家不敢向领导人反映意见，中国现在半官方的企业也有这种情况。

第二种理解就是要保持智库的独立性，同时要与政府保持距离，其实可以把它概括为“美国模式”。几乎所有的美国智库都声称自己独立于政府、政党和利益集团，为了追求独立的公众形象，美国智库一般不接受政府的财政支出，有时甚至拒绝接受政府的委托合同研究，但是接受无偿的基金会的捐助和个人的捐助。诚然，美国是世界上智库产业最繁荣的国家，但是美国智库之所以如此繁荣，同它发达的基金会文化和产业是相关的，因此美国模式并不一定能够适合中国的发展模式。中国那些独立的民间智库由于缺乏政府和社会的资金支持，其实连最基本的生存条件都无法保障，有些智库最初可能有一笔启动资金，可以生存三四年，如果之后资金被切断，这个民间智库可能就散掉了。

我的观点是，中国既不能走苏联模式的老路，也不应该去照搬美国模式，中国应该坚持走自己的发展道路。

我们看一下全球，每一个国家的智库发展模式都不一样。很多国内观察者一说起西方智库，往往就说到美国智库及其文化，但事实上在西方大国当中，智库在没有政府支持的情况下还能如此繁荣的，就美国一家。英国除了那些依附于主要政党的大智库以外，民间完全独立的智库直到２０ 世纪９０ 年代才出现，而且这２０ 年来发展得非常缓慢。德国主要的智库都接受政府课题，大部分的经费都来自于政府，或者是不同政党的研究基金会。日本智库大部分的研究都是来自于政府的委托合同，政府的企业财团也成立了很多家智库。法国最早的智库其实就是法国国防部参照美国的兰德公司所建立的，而法国的非官方智库其实也很多都是靠政府的研究订单生存的。因此可以说，即便是相同的西方民主社会、民主国家的智库，它们的发展模式没有一个国家是一样的，所以中国完全没有理由去追求某一个国家的具体发展模式。我们可以学习，但是我们不能说哪个国家是这样，所以我们就应该这样，这是没有道理的。

中国智库有必要走自己的发展道路。当然，现在中国的智库其实已经呈现出组织多元化的发展趋势，在座的各位专家都是来自于不同类型的组织智库。除了事业单位型的、高校型的、民间智库等主要类型外，中国还存在混合所有制的。混合所有制即民间智库有官方背景。也有一些是转制的，原来是事业单位，后来转制成了企业，在这个过程中发生了很多变化。

这些组织多元化的智库，其实是政府决策者以及智库领导人，为了适应中国社会的深刻转型而进行的有益探索。虽然从单个组织的研究能力来讲，中国智库还无法和美国的布鲁金斯、兰德公司等大型智库相媲美，但是组织背景的多元化提供了不同智库发挥其自身影响力和自身优势的舞台。在这样的一个政策思想的舞台上，不同的智库不仅可以是政策观点的竞争者，还是取长补短的合作者。因此他们共同承担着向政府提供专家智力支持的任务。

最后，我谈一下外部环境问题。外部环境对中国智库实现影响力和保持密切性非常重要。首先，建议政府要建立收集政策思想筛选的机制，搭建多种平台。其次，政府委托智库进行专项研究，是最直接有效地采纳专家意见的方式，但政府决策者往往对政策建议的科学性很难判断。因此在政府委托研究的时候，需要完善同行评议机制以及同行竞争机制。最后，政府要建立有效的制度保障，使智库获得多元化的资金渠道。除了政府的官方渠道、政府委托研究以外，政府应该成立公益的政策研究基金，同时要鼓励各类的智库申请。通过法律和政策鼓励社会的公益捐助，鼓励民间资本作为政策研究资金的有益补充，鼓励政策专家进行公益的研究探索。

这里我再提一句，自从习近平总书记倡导建设中国特色新型智库以后，其实很多企业家已经明白了，要捐钱。过去捐钱的渠道可能就是希望工程、扶贫基金会，现在他们发现企业家还能捐助一些研究机构，因此最近这一年多，我已经见到很多企业家跃跃欲试，准备向民间的研究机构进行无偿捐助。有了这些充分的多渠道的研究资金的支持，智库就会大大减少迫于生计而依附少数利益的可能性，智库的独立性从而也能得到保障。

（文章节选自《大国智库》主编 王辉耀 苗绿 人民出版社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