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巍，察哈尔学会研究员、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副教授
智库的本质工作就是研究国家和社会遇到的各种公共问题并提出相应的政策药方，以供政府决策者选用。当前中国改革和开放所面对的问题变得日益复杂，政府单方面已经无法驾驭，特别是对那些具有长期性的、战略性的公共问题，善于应急性和事务性的政府总是显得鞭长莫及，因此就特别需要向智库“购买”各种思想和政策产品，以帮助提高决策的质量。
需求产生供给。中国的智库正是在这种背景下迎来了发展的春天。当前，中国的智库格局基本还是以官办智库为主，它们占据了决大部分资源和渠道，在政策影响力和舆论影响力上都处于压倒性优势地位。但是，中国的智库发展不能单靠官方智库，因为官方智库天然存在官僚主义和本位主义的缺陷，无论是在政策生产的效率上还是政策本身的中立性上，都有很大的不足，难以有效参与思想竞争。因此，鼓励民间智库的发展，特别是通过培育民间智库来对官办智库形成竞争压力，以达到两者相互补足相互促进之效，就显得意义十分重大。
笔者曾多次应邀参与韩国峨山政策研究院的学术活动，同时又担任中国民间智库察哈尔学会的研究员，不仅如此，笔者本人还曾参与其它多个国内外各种智库的交流活动，对智库建设和运作有一些了解。特别是对比峨山政策研究院和察哈尔学会这两个颇具代表性的民间智库的发展历程，对于中国民间智库发展所存在的障碍和制约，笔者有一些切身体会。
第一，中国民间智库发展目前阶段首先要解决“物质层面”的问题。峨山研究院成立时间不长，目前也就七年时间，但它之所以能在韩国乃至世界智库界异军突起，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资金实力雄厚，其知名度很大程度上是靠钱“砸出来”的。峨山的金主是现代重工，作为现代集团重要组成部分的现代重工是韩国最大的几个财阀之一，它对峨山进行了源源不断的资金支持。“不差钱”是峨山政策研究院敢于放手组织活动、招聘人才的基石。不仅如此，峨山还专门有自己独立的办公楼，能够为研究人员提供良好的办公条件，办公楼有会议室、会客室、资料室等等。因此，一个好的智库需要有一定的硬件条件作为支撑。
目前中国大多数民间智库还达不到这个水平。首先，中国没有形成稳定的捐赠体制，民间智库大多在财务上显得捉襟见肘。中国最有能力对民间智库提供资金支持、也是最需要智库产品的就是那些超大型的国有企业，但是由于种种原因，国有企业对民间智库的资金支持非常少，这导致中国民间智库的发展从总体上缺乏雄厚资金的支持，大多数始终面临着生存危机的压力。其次，也因为没有雄厚的资金基础，不少民间智库缺乏基本的办公条件，这构成了硬件上的重大制约。
第二，中国民间智库发展在“人才层面”上也障碍重重。智库要出思想，而出思想关键需要人才，思想是一种比较昂贵的产品，这意味着智库领导人核心的工作内容就是“找人”。峨山政策研究院在全球层次招聘专职研究员，积极培养年轻人才，还与各种知名学者和专家建立起学术联系。大量人才的聚集是峨山研究院能够有效开展各种研究和活动的重要保障。
相比之下，中国的民间智库还只能向官方智库和大学“借人”，很少具有有较高研究能力的专职人员，民间智库更多是以一种平台和网络的形式存在。导致这种局面的原因有二，一方面，能出好思想的研究人员价格都比较高，中国民间智库养不起，另一方面，受中国特色的户籍制度和编制制度的约束，大多科研人员更愿意呆在体制内。完全依靠兼职人员存在的缺陷就是，他们不会将主要精力用于该智库的工作，因为他们有更加重要的本职工作要做，同时，智库也难以对这些兼职研究人员进行有效的管理。
第三，中国民间智库在“制度层面”上也需要完善。智库不是媒体也不是学术机构，智库的核心使命是生产政策产品，这些政策产品可能是通过直接诉诸决策者来发挥作用，也可能是通过影响大众来发挥作用。这需要智库要有明确的定位，即本智库主要生产那些政策产品，以及如何对这些政策产品的质量进行有效评估。峨山政策研究院有一个强大的行政团队，围绕如何生产高质量的政策产品，有一套运作完备的制度体系。
目前，中国民间智库普遍需要加强内部制度建设。具体而言，这些制度包括：课题发布制度、报告递交制度、报告评价制度、报告传播制度等等。
对比峨山政策研究院与察哈尔学会，虽然前者在各个方面都要领先一步，但后者在近年来都处于不断发展完善之中。中国有自身的国情，智库发展也不必完全照搬外国的模式。笔者在察哈尔学会身上看到了中国民间智库发展的各种希望，衷心祝愿察哈尔学会能够以自己的实践为中国民间智库开辟一条新的道路。
评 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