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年1月20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了《关于加强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的意见》。我国历史上首次专门针对智库出台意见，标志着十八大提出建立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后，中国智库的发展已经在政府推动下，进入了“真刀实枪”的实践阶段。结合本次《意见》、国外智库功能定位和中国发展环境特点，未来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将扮演怎样的新角色？
国际智库的三大功能
提供思想、影响决策
提供思想、影响决策是智库的本质与使命。兰德公司对自身的定义：通过研究分析，帮助提高政策决策水平的独立性、非盈利机构 。 在发达国家，智库发挥着提供新思想、参与重大政治决策等功能，其影响之大，堪称所在国权力机构中继立法、行政、司法之外的“第四种权力”。一方面，智库承接政府课题、为政策制度提供咨询；另一方面，智库保持独立性，进行自由研究，为政府提供服务。美国智库都在为政府提供一种参考性的专业意见。
启迪民智，引导舆论
智库是打通“知识”与“政策”脉络的桥梁，也是连接大众与政府的桥梁。智库既可以将民众的意愿反映出来，成为政府了解民意的渠道，也可以解读、传播政府政策意图，引导大众舆论。智库与媒体的关系一直十分密切。从智库与媒体各方发展来看，一方面，国际智库要宣传自己的主张、扩大自己的影响、吸引各界的赞助，需要借助媒体进行传播、包装和推动；另一方面，媒体在进行新闻报道和时事评论时，也需要借助智库专家的分析和解读来吸引观众与读者，提高社会关注度和市场份额。利用媒体和互联网宣传研究成果是当代智库的重要特征。
目前，新媒体和移动互联网发展迅速，智库的宣传手段也推陈更新。像欧洲政策研究中心，各项研究报告、出版物的研究成果，均会同步更新到博客和微博中，每个研究员也拥有独立的工作博客，代表机构发表意见和看法。
吸引人才、促进流动
智库具有人才储蓄和为社会其他部门培养输送人才的功能。美国建立第一家现代独立智库——兰德公司的一个重要原因，便是通为战争中做出重大贡献的工程师，重新创造平台，让他们发挥作用。越来越被人熟知的“旋转门”，也是西方智库向党政行政机关输送和培养人才的功能体现。所谓“旋转门”机制。美国每次换届选举后内阁官员的变动达4000多人。这些官员不是由议会党团产生，也极少来自公务员，而是来自精英荟萃的思想库。在华盛顿，一些非常资深的民主党员曾在布鲁金斯研究中心进行培训。这个系统不仅在西方存在，在韩国也是如此。韩国有一些发展研究机构或教育机构，将一些学生送到美国读博士，等这些学生学成归国后，他们以三倍的薪水将他们吸收进智库，几年之后这些人才就会有所成就。这是吸引人才回国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方法，可以为政府注入活力，也不会让一些非常陈旧的观念在政府当中永远存在。
我国“新智库”的“新”的作用
中国智库一方面要借鉴西方国家的成熟发展经验，而另一方面不能照搬西方国家的模式，根据我国国情，新型智库可有新的功能和定位。
“公众“智库，政府政策的传声筒
智库专家解读政府政策，也是我国历来智库机构的传统功能之一。但是与国际智库相比，我国智库专家的政策传声、沟通公众与政府的功能还有待挖掘。另外，仅仅在媒体上解读政策、发表意见的方式还远远不足以支撑智库引导舆论的功能。在我国，智库应加强自身传播能力，利用举办大型学术论坛、组织人才交流活动等方式，促进学术界、企业界甚至政界人才的思想交流。
“国际”智库，民间外交的主体
本土智库不能 把视野局限于国内，要打造真正的中国国际化智库，要真正具有国际影响力，要争取更多的国际话语权。我国智库可以充当民间外交的主体，打消目前国际社会对我国的误解。布鲁金斯学会在每年举行的大型公开会议有200多次。美国国际战略研究中心每年举办700多次会议，美国企业研究所也多达200多次。 这是我国智库应该学习的。
“多元”智库，民主参与的重要推动力
目前，中国智库的95%是官方智库，在决策当中起主要作用的也是官方智库。与规模庞大的官方智库来比，“小而精”的民间智库更具灵活性，更贴近民间，可以反映民众的声音。只有官方智库的智库事业，就像是缺乏私营企业的计划经济一样，智库之间缺乏竞争就会存在问题。智库将在政策改革中发挥不可估量的作用。民间智库也是推动中国民主参与的重要群体，可以成为除了人大，政协和民主党派之外的新的建言献策渠道。如果中国可以发展一批保持一定独立性、民间性与利益中立性的第三方智库，一定可以为中国的发展带来实质性的推动。
“人才”智库，战略人才的蓄水池
中国智库，尤其是官方智库，与政府的距离更近。 这使得我国智库人才发展还存在很多问题：第一，部分官方智库保留事业编制，很多脱离体制内的智库，如社科院和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关键的管理层人员依然保留行政级别，研究人员薪酬体制也仿照事业单位进行，薪酬待遇较低，对人才吸引力不强。要增强研究人员的积极性，就需要改革内部薪酬机制。第二，在科研的机制方面，要打破一些以部和单位为单元的研究机制，转向以项目和专家的引导方式，把人才集聚起来；打破学科界限，跨所甚至跨单位、跨国界，跟国外机构合作。第三，在人才管理方面，突破人才流进流出的方式，适当引进国外的人才，还可以建立一个国外专家库，实现智慧的共享。
“可持续”智库，发展“智库金融”
缺乏资金是我国智库发展滞后的首要原因。我国目前尚未形成捐赠文化。企业和个人为社会做慈善，不一定是捐希望学校、捐体育设施，也可以捐助民间智库，完善中国社会公共政策研究事业也一样是做公益事业。在国外，一些著名企业家、政要捐助成立了许多智库，例如美国布鲁金斯学会，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胡佛研究所、卡特中心等，但在中国，目前还看不到类似的捐赠。《意见》中，对此也做出了“落实公益捐赠制度,鼓励企业、社会组织、个人捐赠资助智库建设。”的规定，这将极大的推动我国捐赠文化的形成，让民间智库获得“源头活水”。另外，建议我国发展智库金融，比如成立“智库基金”。在发达国家，智库不仅是人才的蓄水池，也是资本的蓄水池。智库金融高度发达，为智库发展提供了持续发展的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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