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战:首先,积极发挥智库的功能和作用,大力推进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在完善国家治理体系、推进治理能力现代化的进程中,政府、大学研究机构与智库等均扮演着不同的角色。一个富有创新性、实效性与前瞻性的智库,通过弥补政策之间的鸿沟,在促进国家能力现代化进程中发挥作用,一是为智库提供新思想和新启迪,从事思想生产和提出新主张是智库新的功能,智库通过长期研究和分析,提出某种政策思想主张,并且反复倡导,使这些主张获得公众支持和决策者的青睐,为政府所接受和使用。智库参与政府决策的多少,提供的政策建议被政府采购的情况等,是判断一个智库是否成功参与国家治理体系的重要标志。
其次,智库通过引导舆论、引导公众,促进完善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智库的专家学者大多数是研究经济社会问题的精英人物,他们的思想观点和研究成果对社会思潮发展形成趋势具有重要的影响。特别是智库与媒体关系,智库也需要媒体作为其研究成果的传播载体和沟通平台,智库通过媒体形成了其影响决策的社会氛围,从而促进和完善了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再次,智库通过为政府储备和输送人才,提升国家治理能力的水平和素养。人才是决定智库生存与发展的关键因素,智库也可以称作人才库。旋转门现象在国外比较普遍,在中国也在出现,比如说我们社科院为政府输送了很多官员,同时原先政府决策部门的官员退出政坛以后,找到在智库发挥作用的机会,像这样在政府和研究机构的人才流动越来越多。
最后,加强和推进智库自身建设,提升智库参与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水平。智库建设和发展仍然有巨大的空间潜力,应当采取积极有效措施加大智库自身建设,努力完善国家治理体系,第一条还是邓小平讲的进一步解放思想,只有这样才能增强智库的创新能力,创新并不是一个可以孤立存在的东西,是需要有思想解放作为必要前提和基本条件的,思想解放是因创新是果,离开了自由的思想、独立的思维,就不可能有创新,发挥创新功能的前提要倡导思想的解放,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要重视学科创新与智库建设之间的关系,像社科院这类单位经常面临这样的问题,你的研究有的是学理性很强的,甚至有的学问可能在世界上在中国只有一个人做,这样的人我们要鼓励,但是我们也更鼓励为社会的发展从事很多的咨询研究,智库建设要努力把握国家宏观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内在特点,提升智库服务国家治理体系的有效性和针对性。我们可以和大家分享一点上海的经验,20 世纪70 年代后期的上海和今天的上海简直是两个世界,如果说在各个地方政府中,上海什么事情做得最好?我认为是决策咨询,上海35 年里做决策咨询的机构和政府始终保持了一种非常良好的关系。
王辉耀(中国与全球化智库主任):中国集中力量好办事,政府高度集中,同时权力很集中,办事的效率一竿子插到底的效率非常高,这个时候有好的政策没有问题,如果政策没有得到充分论证和智库的建议,就会带来灾难性的后果。中国智库国际化的实践可以考虑,研究可以向国际议题拓展。还有就是智库经费的独立性,我们需要鼓励中国的企业家改变他们对智库的慈善的观念,逐步转向对智库的捐赠,而不仅仅是对硬件的捐助。要加强国际合作,智库是很好的民间外交、公共外交平台,在国家与国家之间互相不信任或者关系紧张的情况下,智库之间的交往非常重要。
中国发展国际化智库,第一个要解决智库生存的基本问题,包括平等问题。中国现在到了鼓励民间智库发展的时代了,像在改革开放初期鼓励民营资本发展一样,中国民间智库未来有最大的发展空间和增长点。要建立固定的沟通机制,未来给民间智库提供更多的建言献策的渠道,智库可能是更大反映民间草根和来自不同社会的公民社会的更好声音,支撑中国政府做更好的决策。另外要有完善的智库的法律政策来营造有利的环境,还有明确民办非政府研究机构的法人定位。我相信未来的中国民营智库一定会获得长足的发展,中国的民营国际化智库也会由此而诞生。
齐晔(清华—布鲁金斯公共政策研究中心主任):我并不代表布鲁金斯的观点。我的理解非常简单,智库的角色就是进一步提高公共价值的提供,通过给这些决策者提供信息和咨询。当然,我们也希望能够更好地给这些决策者提供重要的反馈和信息,更好地把公众和决策者之间的价值契合点找到。到目前为止,政府几乎是所有大智库的主要客户,这一点我们也需要审视。其次,我们需要意识到,通过提供公共价值,我们保证国家以及政府不会受到特殊利益群体的影响和绑架。我们在很多的民主国家,包括在中国有时候遇到这种情况。
智库全球化发展的挑战,怎样体现我们的公共价值?有的是共同分享的认同的价值,这之间可能有一些交叉重叠的地方,也是很多国家共同分享的价值,有的时候我们看到分歧和冲突,怎样进行分析?你的这些客户就是政策制定者,所以对我们来说是最大的挑战。如果你的客户并不信任你的立场,他肯定不会相信你的分析,就会有问题。智库全球化的发展面临经费来源问题的威胁,不能仅仅依靠一些比如说政府的资助,或者是本地机构的资助,我们必须要开发新的经费资金来源,在座很多人我相信都面临着这样的挑战,所以我把这些问题提出来与大家分享,而不是告诉大家一些答案。
魏建国:下一步中国怎么才能利用最好时机加强我们的智库建设?第一,我比较赞成多元化,决策要多,我们不要让政府永远在一线上面,比如调价以及还有一些市政,让智库谈,最后由政府定,决策的多元化会让政府使得市场在资源的配置上发挥更好的作用。
第二,智库下一步建设分成6 个字。
出招。这一点俄罗斯的智库比我们强,俄罗斯智库在好多重大问题上非常有远见,步步为营,很有战略目标。
解惑。智库对外谈我们的观点,谈中国的文明,谈中国的建设,要解惑。比如对西南的发展,我们战略方针是打开西南大通道,但有的智库提出把云南作为向东南亚发展的桥头堡。让你原来很明白的事情变成不明白,甚至是产生敌对的情绪。
指路。就是说,智库要拿出办法来。银行金融怎么做?比如前海,在这里需要哪些东西?这个指路是小政策,但是对人民币来说是大政策。再比如说,人民币的国际化要加强,但是人民币的国外产品不多,所以我们对这些问题要有很明确很深刻的看法。
李国强:关键要做好几个事。第一,公共决策要将智库纳入体系之中,相关环节要制度化、规范化、常态化。第二,公共政策咨询智库要包含多种功能,包括政策研究、解读、评估等在内。第三,就是要建立适合于全面审核改革方向科学管理体制和运行机制。第四,鼓励和支持民间智库组织健康发展。第五,建立全国智库协会性平台组织,要强调为民间智库搭建平台,提供渠道,让民间智库的智慧融于决策。第六,中国智库需要加强开放性、国际性。
(文章节选自《大国智库》主编 王辉耀 苗绿 人民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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