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年1月，美国总统奥巴马刚刚开启其第二任期，知名智库布鲁金斯学会就“联名上书”奥巴马，提交了一份长达100多页的总统简报《大赌注与黑天鹅》（Big Bets and Black Swans：A Presidential Briefing Book）。该报告建议奥巴马，要尽早建立中美最高领导人之间“稳固的私人关系”。之后，布鲁金斯还就该报告举行了专门的学术研讨，全面详解其对奥巴马第二任期的外交政策建议。不久之后，中美两国即举行了著名的“习奥庄园会晤”。
我毕业不久即进入业内一家知名的民间智库，之后也一直在这一领域工作。我深知，一家民间智库要想拥有布鲁金斯学会那样的政策影响力，绝非一朝一夕之功。中国的民间智库大多还只是游走在政策建议边缘的小机构，许多智库连向领导层提交一份可供参考的简单报告都是难事，更别提能对政策选择产生重要影响。
要想从边缘走向中心，国内的民间智库就必须向美国同行看齐，在构建智库独立性、建设高效研究团队、做好政策研究、提高公众影响力等方面做好战略规划。
如何保证智库研究的独立性？
美国智库以独立智库为主，这些智库非常强调和重视自己在研究方面的独立性，即使是具有明确政治立场的智库也不例外。因为研究独立是智库的核心价值所在，是其获得公信力、取得成功的关键。
对于国内民间智库，确保自己的研究“不因特定立场、不受特定机构、特定个人的意见所左右”，就意味着向政府传递了“我是中立者”的求爱信号。这会大大增加影响政府决策的成功率。当前民间智库助力决策，最应该发挥的不正是自己独立于各个部门利益外的中立优势么？
但要保证研究的独立性并没有那么容易。首先，民间智库要摆脱来自资金赞助方的干扰。大多数民间智库都是非营利性质的，其经费一般来源于基金会或机构、个人等的捐赠。国内民间智库获取资金的方式相对比较单一，主要是公司，而且大部分以赞助、会员费、课题费的方式提供。但在这些资金提供者中，不求回报的只有少数。即使某些资金提供者明确表示不求回报，在资助的过程中也或多或少都会有些利益置换。
我曾遇到这样不同的情形：情形一，国内民间智库的研究员大都属于兼职，他们有部分即就职于提供赞助的机构或企业。他们有时会发表具有明显利益倾向的文章，代表所在机构意见，这本不是什么问题，可是将这样的文章同时发表在智库平台，明显会对智库的独立性和公信力产生影响。而让我颇为困惑的是，这种现象普遍存在且不具显著负面影响。
情形二，智库接受某外部机构赞助进行课题研究，在课题结项时，因该课题的部分结论并不符合该机构利益，其以拒绝支付课题后续费用的方式要求对课题报告进行修改。该机构是智库的一个主要赞助者，如果断然拒绝，会使智库的财务基础受到较大冲击，但是如果不拒绝，智库的独立性又会受到损害。
对于靠外界提供财力支持、靠外部专家支撑研究团队的国内智库而言，面对利益冲突时，该如何进行平衡以维持自己的独立性？国外智库采取的是开拓多元化筹资渠道、为机构赞助设定上限（比如Brugel）、设定捐赠附加条件等方式，这些或许可为国内智库提供部分答案。但实际情况可能更为复杂。
如何建立研究团队？
智库研究团队的建设有两种思路，一种是自己培养研究员，另外一种是外聘。美国智库主要以自有研究团队为主，比如布鲁金斯学会，其研究团队多达一百多人。当然，他们同时也会灵活配合以客座研究员、访问学者等形式，扩大研究体量。这种方式的好处在于，智库更容易形成雄厚的研究实力，研究的连续性也很强。但是自己培养研究员，成本很高。对于刚刚起步的中国民间智库，大部分还无法维持如此高的成本支出。
我曾工作的某智库，虽然其财务状况比较稳健，也致力于培养自己的研究员。可是，面对专职研究员的应聘者提出的薪酬要求，这家智库却很难满足，内部的研究团队一直仅靠一两人来维持。正因为这样的原因，国内民间智目前多以外聘为主，最常见的形式是特邀挂名的方式。这种方式所需的资金成本要低得多，但稳定性和归属性也较差。很多专家甚至会在多家智库挂名，其研究成果大部分都由大家共享，智库的独创性研究并不多。
国内外智库之间存在的这种差异，很大程度上可以用美国的“旋转门”机制来说明。在美国，政界和学术界之间存在着可进出的“旋转门”机制。这些民间智库就像为政府培养高官的“干部学校”，智库学者常常受邀进入政府担任要职，比如美国国务卿赖斯就曾在布鲁金斯学会做过5年资深研究员；而很多卸任官员也会来到民间智库继续做政策研究。二者之间互相强化，使这些智库的学者们成为最懂得在知识和政策间寻找平衡的政策研究者。
反观中国，在可预见的将来，民间智库成为官员“蓄水池”的可能性并不大。抛开体制性因素不提，国内现在似乎还没有哪个学者会全身心投入刚刚兴起的民间智库，智库同样无法为对方提供对等的溢价。直白点说，我国民间智库的池子还太浅，还养不了学者们这样的大鱼。
如果说美国这些顶级智库像武林各大门派，各家均有独门秘籍，中国民间智库就是刚刚扯起一面大旗开始加入的小帮派，没秘籍、没高手。为了能快速融入武林，当前最佳做法肯定就是找一些名气大的高手先来串个场、站个台。现在这些高手无疑成了民间智库的招牌，他们把这些外部专家放在自己网站的醒目位置“充门面”。但未来，国内民间智库如果想要步入一流行列，仅仅依赖外部专家、没有自己的核心竞争力和独立的声音肯定是不行的。 更为重要的是，如果民间智库的研究员都是外请的官员和体制内学者，怎么能更好地体现民间智库的外部性？民间智库存在的意义又有多大？
建立自己的研究团队是解决问题的方法，但这绝不是简单的事情。我国民间智库究竟应该怎样建立研究团队？可能有两种思路，一种是根据智库不同发展阶段，采取不同的团队建设方式。比如发展初期以外聘为主，因为这时候全力培养新人，见效时间长，突围的可能性也很低；待智库发展到一定阶段，财力、影响力都有了提高，再逐步转向以培养为主，外聘为辅。另外一种思路是根据自身性质，确定团队的建设方式。比如，对于能获得大额赞助支持的的土豪型智库，可以一早就培养自己的研究团队。不过，根据我的观察，那些有自己研究团队的智库，其实研究能力很一般。而对于大部分资金状况一般的智库，考虑同研究院、大学等展开合作，可能也是一种不错的选择。
智库如何做决策研究？
朝鲜战争期间，兰德公司告知美国政府，中国会出兵朝鲜。二战后，布鲁金斯学会协助政府制定马歇尔计划。小布什总统期间，传统基金会对国土安全部成立产生重大影响。美国智库搬着小凳子，等在了政府要路过的每个地方。
相比之下，中国的同行则比政府还要慢几拍。前几天是2015全国两会，在此期间，我集中关注了几家知名的民间智库。结果发现，仅有个别智库对此进行跟踪并开展了一系列的解读、研讨等活动。面对如此重要的事件，多数智库非但没能跑到前面去，反而拉在后面都没能及时跟上。
这种差距体现在两个方面：第一，智库能不能先于政府发现重大决策问题。这能体现出智库强大的研究、预测能力，而这种能力的养成，没有对相关领域长期持续的跟踪、深入细致的分析是难完成的。比如一开头就提到的《大赌注与黑天鹅》，布鲁金斯在该报告中详述了奥巴马在第二任期内需提前预防的几大黑天鹅事件。在这一方面，国内智库与国外顶尖智库之间的差距还是极大的。
第二，智库能不能出精品。从智库的产品类型来看，国内智库做得并不比国外智库差。美国民间智库的产品包含但不局限于短评、政策简报、工作论文、专著、访谈等，这些产品国内智库一应俱全。而且不少智库还有自己的特殊渠道，能够比较容易地向领导层递交研究成果。
但我注意到这其中存在一个很明显的差别：国内民间智库的产品很多来源于大量的会议成果。或者更直接地说，很大一部分产品其实就是会议记录，真正由专业研究员撰写的系列报告很少。国内智库的产品中缺乏有分量的研究人员做持续的研究，而外部专家又大多只能通过大大小小的会议聚集到一起，就某个主题发个声。这样的“生产方式”够热闹却不一定够深入。会议本来是智库研究中一个补充，在国内反而成了主角。没有会议就缺乏成果，要像布鲁金斯那些写一百多页深入、细致的研究精品，那更是不大可能。这也可谓国内民间智库的一种怪现象。
将思想转化为报告，并能为政策决策者关注，要费的功夫还要更多。最近大家肯定都在持续关注何帆研究札记中关于如果提高政策研究水平的连载，我就不班门弄斧了。
智库的媒体战略
虽说酒香不怕巷子深，但出了好的产品之后，智库还是要想办法把产品推销出去。推销的主要方式，就是借助各类媒体，把自己的产品及时、全面、大范围地进行发布。因工作缘故，我曾经同美国另一顶级智库PIIE（Peterson Institute for International Economics，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有过接触，亲历了其同媒体沟通的一些小细节。2012年，PIIE开始第一次同国内智库进行合作，在出发前就在华盛顿召开了记者招待会，宣布其来中国的消息。人民日报海外版对此进行了报道，而合作的国内智库此前对此次活动却没有任何前期媒体宣传。同时，PIIE在来华之前，还专门提前安排了一系列媒体活动，包括同国内媒体的见面会，一对一访谈，演讲等。且在此后其每年来华均有此项安排，对于媒体也是精挑细选。
欧洲最牛的智库Bruegel的媒体团队也有详细的媒体战略。他们不仅将媒体分类，还有详细操作手册，指导如何利用各种媒体渠道进行影响力提升和促进决策改进。通过跟Bruegel接触，我发现他们对媒体的重视程度不亚于PIIE。与此同时，Bruegel的研究人员也同样乐于并善于在媒体面前表达自己的主张和意见。
与国外顶尖智库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国内民间智库根本没有媒体战略。许多智库甚至只有在需要时才会跟媒体打交道。而且，无论是幕后策划还是台前亮相的智库成员，都不是专业媒体人士。还有一部分民间智库非常低调，很少跟媒体沟通。这些智库要么是定位高端，只为某些内部部门服务，不愿对外宣传，要么是客座研究员中有很多是官员，生怕媒体报道会带来不必要的麻烦。不仅如此，不在少数的民间智库不认为通过媒体向公众传播观点会对自身发展有实质帮助。在他们看来，智库的首要任务就是影响政策，而不是影响公众。 其实，在很多情况下，通过影响民众意愿来影响政府政策决策是很有效的智库策略。这一点被大多数国内智库所忽视。
除了以上提到的四点内容，民间智库的发展中也还有很多其它方面使我时有疑惑。比如，智库领导的个人风格会否深刻影响智库风格？怎样形成“理性”影响？智库要不要保持自己的神秘感？智库的研究应该是大而全，还是小而精？智客怎样为自己做规划、找定位？这些问题恐怕不只是我一个人的困惑，而是当前中国所有民间智库在奋力前行时都要思考的问题。
对于中国民间智库的未来，我也总还是乐观的，因为我看到了同行们在智库建设方面的不懈努力；但我又总是很悲观，因为有时候，我们对发展的估计好像还是太乐观了一些，而在智库的战略上又规划得少了一些。
转自何帆研究札记微信号（hefanca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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