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新利 察哈尔学会研究员
野村综合研究所是日本最早的民间智库，也是日本代表性的智库。《企业化智库的典范：野村综合研究所》较为全面地梳理了野村综合研究所的发展历程和现状。作为日本智库的代表，野村综合研究所的发展值得中国智库借鉴。
第一，野村综合研究所是在日本“智库热”的背景下成立的，与中国当前“智库热”颇为相似。野村综合研究所成立的1965年，日本刚刚举办完东京奥运会，经济发展、国民生活水平改善、国际影响力提升都十分迅速。同时，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国内发展与国际环境的等方面的矛盾日益凸显，日本对智库的需求十分迫切。在这种背景下，日本出现持续多年的智库热，十年里有100多家智库陆续诞生。当前中国与当时的日本有许多相似之处，中国的智库热虽然有高层的推动，但从本质上来看，还是源于中国社会发展阶段对智库产品的迫切需求。
第二，作为一家亚洲智库，野村综合研究所在成立初期曾面临的国际环境与当前中国智库更为相似，近邻日本的智库，其经验或许更值得我们借鉴。虽然日本曾一度追求“脱亚入欧”，但其亚洲国家的事实无法改变。民族性格、语言文化迥异于欧美，国际话语权也与欧美智库无法同日而语。其在成立初期面临的很多问题，恐怕当前不少中国智库也同样存在。野村综合研究所如何通过努力，成长为在全球范围内都有重要影响的民间智库，值得中国智库，尤其是中国民间智库借鉴。此外，野村综合研究所在成立之初，就十分重视国际化，其社训也明确了向海外发展的方向。在其成立不到两年的1967年，野村综合研究所就在纽约设立办事处，积极开拓开外业务。经过几十年的积累和拓展，它在亚洲、美国和欧洲均设有分公司，业务遍布全球。整体上看，日本智库大都比较重视国际化，注重增强自身的国际影响力。如通产省研究所的研究人员积极用英文发表论文，所发表的所有论文中，约半数为英文论文。积极的国际化战略，为日本智库的国际影响力奠定了基础，也让日本智库成为日本国家软实力的重要组成部分。
第三，野村综合研究所是日本智库的典型代表，其智库的运作方式值得中国参考。首先，它是日本民间智库的代表，其发展模式迥异于日本综合开发机构、日本国际问题研究所等官方智库。其次，它是日本企业智库的代表。它是一家智库，同时也是一家企业。它要给出对策，同时要实现盈利。正如《企业化智库的典范：野村综合研究所》一文所说，野村综合研究所的员工人数超过5000人，研究人员中，一人同时要做最少两个项目，有能力的做四个。这种工业化、流程化、企业化、规模化的智库产品生产模式，值得更深入的研究。最后，它是日本综合类智库的代表。国际上最著名的智库，往往有比较专一和专注的研究领域。而在日本，一些综合类智库也发展得很好，除野村综合研究所外，还有三菱综合研究所、日本综合开发机构、PHP综合研究所。这些智库特别重视把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结合起来进行综合研究的思路，涉猎范围也非常广泛，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领域都能看到他们的身影。野村综合研究所承担日本政府部门委托的大量课题，如日本文化厅、经济产业省等。
第四，一些日本智库的“智库观”值得我们借鉴。即便是在“智库热”背景下出现的智库，也没有急功近利，而是按部就班。观点有依据，对策才能更科学。这种“依据”，有的来自史料，有的来自数据，有的来自文本分析。野村综合研究所也特别重视基础智库设施建设，仅在东京的藏书就达4万册，另有各种杂志1200种、报纸65种和特种行业报纸88种，还拥有自己的“信息银行”，专门收集日本经济与产业的资料，另建有日本1700家企业财务情况数据库。另外，野村综合研究所在关注短期对策研究的同时，一直都注重战略创新，思考的往往是几十年后的问题，“对于看不清楚，不可预知的未来，要大胆地去做。”如他们现在承担一个项目，在探索2030年的日本将是一个什么样子。这也正是前文所说的，它不是被动地接受客户给它的要求，而是主动探究未来发展的动向，在科学调研的基础上提出自己对未来发展的判断，并将这些和客户发展需要结合起来，成为自己独特的优势。这种大胆探索未来的精神，正是智库建设所需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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