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永年：培养有责任感的“质量型智库”

——访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郑永年

◆没有一个国家在发展过程中可以不交学费，但我们可以通过知识储备扩容而少交一些，甚至不交。

◆智库的职责不是当意见领袖。为政府辩护但提不出有益建议，批评政府而没有建设性意见，都是不可取的。

◆智库建设有可能撬动中国人才培养模式的转变，从而推动整个中国的知识创新、知识创造，这是非常值得期待的。

郑永年，1962年生，浙江省余姚人。中国问题专家，现任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国际中国研究杂志》共同主编，罗特里奇出版社“中国政策丛书”主编和世界科技书局“当代中国研究丛书”共同主编。主要从事中国内部转型及其外部关系研究。出版《通往大国之路》《全球化与中国国家转型》《为中国辩护》等多部专著。

●记者：很多研究者留意到，今天中国政府对智库的重视程度前所未有，智库正作为实现科学民主决策的一支重要力量而赢得巨大发展空间。您如何看待这一现象？

郑永年： 智库在中国如此受重视，是时代的需要，是中国发展为一个更有国际影响力的大国的需要。今天的中国，已经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正在朝着民族复兴的中国梦而努力。无论是文明的复兴，还是大国的地位，都是依靠自己打拼出来的。怎么打拼？需要科学的决策和管理，需要制定清晰明确的路线图，这就呼唤着智库发挥应有的作用。

以前我们讲科学决策，更多地考虑到决策科学对中国自身事务的影响。现在国内的政策科学不科学，不仅影响自身，而且会影响到整个世界。例如在外交领域，中国今天所倡导的“一带一路”是非常好的发展战略，但我们的相关知识储备足吗？对沿线国家的情况足够了解吗？将要采取的具体举措能够切合中国与沿线国家的实际需求吗？这些因素，很大程度上影响着战略实施的效果与国际影响。

从中国转型发展的历程来看，在伴随着巨大成绩的同时，也出现过不少问题。必须看到，有时候我们对一些国际国内事务的处理仍是响应型、反应型、被动型的，而非前瞻型、主动型的，无法从容应对甚至“先发制人”。这就说明政府管理者对相关领域的知识储备不足，对即将发生的情况与可采取的战略缺乏有效研判。

和地震等自然灾害不同，很多社会问题可以做出较为准确的预测与判断。当然，没有一个国家在发展过程中可以不交学费，但我们可以通过知识储备扩容而少交一些，甚至不交。每个国家社会转型中都会或多或少地出现问题，但绝对不能出现习近平总书记所说的那种“颠覆性错误”。要避免这种错误进而把失误降至最低，就需要提升政策科学性。

除了政策制定，政策的实施也依赖于决策科学性。怎样在政策实施之前预先征集民意，广告周知？如何在政策实施过程中有效沟通，真正令民众受惠？都需要发挥智库作用。我们倡导决策科学，不只是说技术上具有科学性，更要用科学的、社会能够接受的方式去实现决策。在现代国家治理方式下，民主法治国家的任何一项政策都需要知识与智慧的支持，否则很难有合理性、合法性。

无论是从中国自己社会层面、国家层面的转型，还是国际层面的转型，都迫切需要科学决策，需要高水平智库提供知识和智能。

●记者：正是因为需求巨大，所以“智库热”在中国迅速掀起。中国应有怎样的智库格局，智库发展应注意哪些问题？

郑永年： 有人统计，中国已经拥有2000多家智库了，这个数目看起来相当可观。但是，这其中有多少智库拿出过或者拿得出真正有分量的成果呢？有没有像美国兰德公司、布鲁金斯那样有名的智库呢？答案似乎并不乐观。

智库，其核心还是“智”，而我们现在的很多智库，却是有库无智。这是非常不可取的。智库建设绝不能变成为了建而建，盲目扩张、蜂拥而上，否则会带来一系列乱象和负面作用。其中最可能的就是同质化研究，选题和着眼点千篇一律，说不出新东西，没有附加值。互相之间没有分工，更不讲合作，甚至出现恶性无序竞争。

智库一定要体现出专业性，高端智库一定是质量型智库。中国现在应集中力量培养一定数量的重点智库，办成高水平、国际知名的顶尖智库，产生示范效应，进而带动其他智库发展。虽然美国智库数量很大，但很多智库也实力一般，我们不要跟他们比量，而是要瞄准其中的高水平智库，和这些顶尖智库比政策贡献力，比社会影响力。

我们看到，中国现在着力建设的是一个“中国特色新型智库体系”，各类智库有不同的发展侧重和路径，这是符合实际的。构建体系，就意味着对现有智库体制进行改革，而改革必须抓住“特色”和“新型”两个关键。特色，是体现中国特色，在中国的特色现实环境下成长起来，也为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特殊国情服务。新型，就是寻找一种更加合理高效的组织运作方式。

在《关于加强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的意见》中，智库被分为党政军、高校、社科院系统等七大类，基本上涵盖了智库的所有类型。每类智库，都要通过体制机制改革找到最适合自己的组织运作方式。例如高校智库，大学有学术优势，但也有天然不足：一是对政策了解不够、不及时，对政府运作机制不熟悉；二是现行评估系统和智库的要求不相符，学者很难有足够的动力去做智库研究。怎样解除束缚发挥优势？需要通过改革建立新的体制。社科院系统具有比较集中的智库功能，但也有很大的改制空间，如果把人文历史等基础类研究归并入大学，保留并强化和现实紧密相关的政治经济法律等研究机构，针对性更强，就更有可能培养出很好的智库。企业里，一些只研究本企业问题、贡献于这一家企业的机构不能叫智库，因为智库是具有公共服务属性的；一些技术性的研究机构也不应叫智库，因为它属于基础研究领域。

从研究上讲，智库研究是要有现实性和预见性的，而不是教科书式的。智库选择研究题目不能跟风，盲目追求热点。我们面对的有热点问题，也有长期问题，有些问题的重要性现在没有显现出来，但是也许再过两三年就变得重要了，所以也要对它提前展开研究。如果能通过智库建设推动中国知识创造体系和政策研究体系改革，那对中国下一步发展会起到很大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