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设新型科技智库，怎么破题？

“加强高端智库建设，要创新组织运行形式，建立需求与供给直接联系机制、信息享用机制、经费保障机制，健全内部治理机制。”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宣部部长刘奇葆在3月25日的高端智库建设专家座谈会上强调。

今年年初，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了《关于加强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的意见》，从推进国家治理体系、治理能力现代化和增强国家软实力的战略高度，为今后一个时期我国智库建设和发展设定了目标和方向。其中，“建设高水平科技创新智库和企业智库”再次强调科技创新要与经济社会发展深度融合，对科技智库建设提出新要求。

注重战略性和前瞻性

目前，我国智库机构基本参照政府机关或自然科学研究机构的体制设立。政策研究大多是通过科研项目形式由科研和管理人员完成。华东理工大学教授蓝闽波认为，一直以来，我国智库未能形成一种长期的、预见性的管理模式。“而且与国家科技与产业相关的智库比太少了”。

作为纳米研究专家，蓝闽波告诉记者，当年美国就是凭借斯坦福研究院的一份有关纳米发展的报告制定了相关政策，从而保持了国家的战略领先。所以，同时身为全国政协委员的蓝闽波，在今年两会上提交了一份《联合各类资源，推进高水平专业化智库建设》的提案。

蓝闽波列举了国际上已有的关注科技与产业发展的优秀智库，例如美国斯坦福研究院、韩国科学技术政策研究院等。“这些机构不仅会针对具体的研究领域提出未来发展报告，同时也对科技与产业政策予以关注，并给出相应研究报告供政府参考。”

据蓝闽波介绍，去年，由韩国科学技术政策研究院参与完成的《未来10年预测研究报告》，在优先领域和必须发展的技术推导过程中，十分注重与国外比较，以及技术领先性与市场投资关注点之间的关系。“他们为此聘请了2000多个专家，从产学研、专利、论文、情报、影响力指数等方面综合评估，对120项关键技术与国际最高水平国家进行比对。”

“目前我国类似的发展规划和战略报告大多出自科技和管理专家。”在蓝闽波看来，专家们对自己的专业领域提出见解，相关部门再根据这些建议，制定相关规划，确实对我国科技发展起到一定的引领作用。“但产业所涉及的不仅是科学问题，它更是一个系统工程，仅由科学家判定产业发展是不全面的。”蓝闽波认为，科技和产业的关系需要不同专业的人员多角度进行研究。

联合多学科的跨界研究

“怎么把科学研究转化为政策性的语言？”中科院科技政策与管理科学研究所所长王毅表示他不欢迎“要加强什么”“要保护什么”这样的表达，“应该揭示其背后的需要政策究竟是什么，这就需要不同学科背景的专家都参与进来，包括科学研究、政策研究、经济、法律等等。”

“可再生能源的发展要考虑到储能技术、智能电网、分布式能源、成本效益等众多因素。”王毅是研究生态环境的专家，他指出，化石能源、新能源、可再生能源、核能都同时存在优缺点，所以需要通过全局研究让更多人的参与评估，两害相权取其轻。“每一种技术的发展都存在局限性，把握专业和全局之间的关系非常重要。”

“应该充分发挥科技学会和协会的作用。”蓝闽波认为，各类科技学会、协会是由专家组成的社会团体，他们来自于不同的科研单位和企业，应该将他们发展成为建设我国科技和产业智库的重要力量。

支撑一流智库的人才，不仅要有扎实的理论和独到的研究方法，还要深刻理解中国国情，同时对政府运行和决策十分了解。这种人才往往比较稀缺，王毅将其定义为“战略科学家”。“国外很多智库是‘因神设庙’，比如请一些已经退休的总理、部长担任顾问。”在王毅看来，应建立政府官员和智库研究人员的角色互换机制，通过这种“旋转门”制度，把国家治理经验带到智库去，把智库研究思维带进政府决策部门。

如何保持独立性

独立性和非营利性是国际上智库普遍恪守的准则。历史最为悠久的智库布鲁金斯学会的座右铭就是“高质量、独立性和影响力”。王毅认为，在促进经济社会发展、改善民生的公益性大前提下，智库研究的独立性应体现在独立研究上，“保障智库自主选题，而不是被外界强行出题。”

“有些研究在短期内可能看不出作用，也许某智库几年前研究中亚问题，当时并不能被理解和重视，但现在中亚问题就对‘一带一路’战略派上用场了。”王毅指出，不宜对智库所做研究过多干涉，要在评价机制上创新，例如引入国际评估等多元评价方式，处理好“短期和长期”的关系。

“可以采用政府购买服务的形式，优先购买高质量的研究报告。”在蓝闽波看来，独立性不意味着不接受社会和政府资金资助，非营利性也不是不能用研究成果换取运营经费。“斯坦福研究院对中国化学化工研究机构研究能力的评价报告就被BASF等和中国有相关合作的大型跨国公司高价收购了。”蓝闽波认为，只要建立起科学的采购标准和程序，智库成果采购制度能激励智库产出更优质的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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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库的历史演进

智库是“思想库”“脑库”“外脑”、咨询公司、智囊团或其他智囊组织的通称，是由多方面专家、研究人员组成的跨学科公共研究机构，为决策者提供政策建议和决策咨询，通过各种研究成果和公共媒体影响公共政策的制定和社会舆论。世界上著名智库——兰德公司的创始人弗兰克，科尔博莫曾经用“思想工厂”定义智库。

我国古代统治者的“食客”“军师”“师爷”“幕僚”等，西方国家诸如古希腊亚历山大身边的著名学者亚里士多德等谋士、咨询人员，都应当说是最初形态的智库，它表明对智者作用的重视，很早就构成了国家治理模式的一个重要特征。

现代意义上的智库真正发展于二战以后的西方国家，大体表现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是智库产生并开始发展时期，从西方启蒙运动和工业革命开始，到二次世界大战。启蒙运动强化了科学精神和理性观念在社会发展中的地位，客观性、专业化思维在发展理念、决策部署中受到更多重视。工业革命使专业化分工越来越细、发展所面临的现实问题越来越复杂。于是，专门为决策服务的各类咨询研究组织应运而生。一般认为英国是智库最早的发祥地，成立于1884年的费边社是最早具有智库研究特点的组织。

第二阶段是实质性发展时期，从二战结束开始，到20世纪90年代。二战结束后世界各国特别是西方国家各种社会矛盾与问题堆积如山，国内矛盾突出，国际政治中以苏联与美国各自为首形成的两大阵营，都对综合性、前瞻性决策研究提出了需求。20世纪70年代之后，新科技革命和新技术的广泛运用，使智库从事专业研究具备了现代方法和技术。世界各国智库的发展如雨后春笋，不仅囊括了各种交叉学科和边缘学科及其专家，专业分工的精细化和综合分析的系统化也契合于一体。同时，法律制度日渐健全，智库的行为与运作趋于制度化、规范化。美国成为西方国家智库发展的中心。

第三阶段从20世纪90年代至今，是智库改革创新、力求实现新突破的时期。20世纪90年代之后，国际政治格局发生重大变化，各国都面临政治生态的调整过程。智库的作用逐渐在全世界范围为人们所认可，已成为现代国际政治与社会发展的一大特征。在内外环境发生深刻变化的情况下，智库本身为更好地实现向政策制定者灌输其思想进而影响决策的目的，也结合不断变化发展的形势实现着自我调整和创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