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牵头，联合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中国社会科学院、复旦大学等单位成立的“一带一路”智库合作联盟理事会成立会议暨专题研讨会8日在北京召开。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副部长郭业洲、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张来明、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蔡昉、复旦大学党委书记朱之文分别出任理事会共同理事长。会议讨论通过《“一带一路”智库合作联盟章程》，并发表《“一带一路”智库合作联盟成立宣言》。
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蔡昉在会议上表示，从国内经济发展的走向，能看到一带一路战略实际上是一个国内、国际的大思路共同形成的战略。在很长的时间里，中国经济到了什么样的转折点，首先要看中国发生了什么变化，当劳动力不再宽裕，工资成本上升时，整体中国经济发展的资源成本就上升了，相应的我们会到一个新的发展阶段。
中央把这个定义叫经济发展的新常态，在经济发展新常态下，我们面临着一系列的重大抉择，就是我们未来会走什么样的路径。根据历史经验，我们会有几种不同的路径。一种是欧洲、北美表现的那样，到了一定新的发展阶段，还能够保持技术创新，生产力进步，因此能够维持应有的经济增长速度，最后进入到高收入国家的行列，同时还在继续创新，引领世界经济。
还有另一种可能性，是一种幸运，保持一定的经济增长速度到一定的阶段，跨越到高收入国家的行列，接下来会更快，会出现一些政治上的错误，陷入到高收入陷阱，比如说日本。当然还有更糟糕的其他很多国家，比如拉美和南亚，长期处在中等收入国家行列里面——有些在中等偏上甚至中等偏下的收入国家，我们把它叫做中等收入陷阱。
蔡昉说，我们现在面临着一些选择，一方面面对不同的命运，另一方面我们可以主动选择，这个选择就是打破传统的经济发展模式。一个传统的东亚发展模式，叫飞雁模式，像一个大雁群一样。过去日本走在最前面，它靠劳动力进行产业发展出口导向，后来劳动力成本提高了，就把相应的产业和投资转移到第二梯队的国家和地区——亚洲四小龙等。
接下来这些国家和地区，也经历了经济发展阶段的变化，依次转向了东盟国家、中国的沿海地区。我们过去30多年，特别是加入WTO以后的十几年里，充分利用了人口红利，廉价劳动力，实现我们比较优势的国际竞争力，因此取得了高速发展。接下来中国发生了新的变化，作为新常态的一种表现，就是经济增长减速了。
具体来说，我们很多产业的比较优势逐渐显著了，竞争能力不强了，因此看到很多产业被转移到周边国家，东盟国家。在这个过程中，看上去传统的飞雁模式又在中国重现了，但是我们心有不甘。
首先是从沿海地区一下就飞到了邻近的其他国家，中间隔了我们自己的中西部地区，这是一个不合理的现象。第二，回过头来看中国的国情完全可以改写传统的飞雁模式，因为中国是一个大国，不仅仅是指经济总量，还包括人口众多、地域广阔，更体现在巨大的区域差异上。
当沿海地区进入到一个特定的发展阶段之后，有相当多的城市，甚至有些省份，按照现在世界银行的标准，已经高出国家的收入状况了。但是与此同时中西部地区还有大量不同的经济发展状况，人均收入水平偏低，技术相对落后，产业不发达，甚至人口剩余劳动力还存在。因此，我们具备这样的条件，第一步把传统国家之间的产业转移、投资转移这样的飞雁模式，扩展成国内版的飞雁模式，这里我们应该创造很多基础条件，例如户籍制度改革，区域平衡战略，使中西部地区有更好的投资环境，终究有一天我们还要往外走，因为中国作为一个整体，已经在中等偏上收入的发展阶段。
2020年以后，我们会大幅度地靠近中等偏上到高收入国家的边界口，跨入这个边界以后，中国整体就进入到更高的台阶。那时飞雁模式就要延伸出去，过去我们把飞雁模式拉长了，把它深入到沿海、中部、西部地区，变成一个梯度式的发展。今后进一步扩展，会变成一个中国区域战略和国际战略相结合的模式，因此飞雁模式在中国可以转化成飞龙模式，飞龙就是从沿海到内地再走出去。
蔡昉最后强调说，在这个过程中，我们不仅当前有进一步扩大改革开放、对外开放的需要，更要为未来未雨绸缪，创造必要的态度。过去人们只注重按照比较优势来重新配置生产能力，那么未来不仅要适应全球性的需要，也要适应中国这样一个大的国家和大的规模和高收入的群体。因此我们必须有一个全球发展战略，把产能在全球范围内进行配置，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一带一路战略是一个从国内、国际两个大局出发，两个资源，两种资源，两种市场的综合配套战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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