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库又被称为思想库。在美国，布鲁金斯学会、彼得森研究所、兰德公司等多家智库机构被称为“政府的外脑”、“影子政府”，发挥着提供新思想、参与重大政治决策、引导舆论教育公众、为政府储存和输送人才等重要作用。英国、德国、日本等其他发达国家也很重视智库建设。
“智库”作为名词，引入我国的时间并不长，但具有智库性质的机构却一直存在。而今，我国已形成以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中国社会科学院等中央级研究机构和知名高校创办的研究院所为代表的“国家队”，还有相应的“地方队”和民间智库。2014年3月31日的《新京报》曾报道称，中国智库数量已达426家，仅次于美国。
中国的智库数量多，但推动影响公共政策和舆论特别是国际舆论的水平还很不相称。部分智库与部委和地方政府的关系过密，人财物仰仗后者供养，成为纯粹的政策阐释机构而不具备独立研究和创新能力。很多具有官方背景的智库机构与民间智库之间，缺乏必要的信息、智力资源互补的渠道和机制，人员往来更是难上加难。在国外著名智库特别是那些国际级智库提出中国问题判断时，国内智库的应对水平还相当有限，或一概以意识形态偏见论否认对方指称的问题，或扮演翻译引介国际智库观点的二传手角色，不能对等展开交流，自然更难以就涉及到中国核心利益的问题展开对等的辩论。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近日出版了中国人民大学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副院长、新闻学院副教授、美国布鲁金斯学会前访问学者王莉丽所著的《智力资本：中国智库核心竞争力》一书。这本书从分析大国崛起所必要的智力资本，谈及中国智库历史传统以及美国等西方国家的智库运作特点，对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的关键问题、提升中国智库核心竞争力提出了一些独到的见解。
书中第二章介绍了英国、德国、日本、美国四个具有代表性的国家在崛起过程中，进行知识储备与发展智力资本的经验。19世纪的英国智库在同期英国政治格局走向稳定转型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德国二战后通过“德国系统工程与技术革新研究所”等智库，抓住了国际产业分工、能源形势变局等战略机遇；同样，在二战后的日本，智库对政府的支持作用也得以凸显。而在美国，多家知名智库较好的代表了各类强势利益集团、利益集团联盟的诉求和观点。
在谈到中国智库的历史传统时，书作者回顾了中国古代历史上的“士”传统、科举制衰落后的幕府传统，并分析了古代的这些决策咨询制度的利弊。
书中第五章向读者引介了美国智库的特点及功能。美国智库按照出资来源（赞助来源）、人员构成可以分为官方智库、大学智库和独立智库。书作者较多谈及布鲁金斯学会，以该智库为美国智库的样本，来介绍智库所承担的设置政策议程、进行政策教育、搭建知识与权力的乔辽、推进第二轨道外交等功能。考虑到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中国社会科学院在我国，有着与布鲁金斯学会在美国较为类似的角色和地位，因而可以认为书作者的分析介绍有助于推动前述的我国顶级智库的调整转型；但也具有较为明显的局限性，即因为仅仅以布鲁金斯学会为参照样本，很难对我国智库“地方队”、民间智库发挥更大作用提供有益的经验支持。
这本书第六章“美国智库的智力资本”在介绍美国智库的制度资本、人力资本构成及作用发挥方式时，叙述多停留于泛泛而谈，未能就某一项功能、某一方面作用的发挥进行更深度的解读。比如，在提及美国智库“旋转门”的舆论渗透时，不仅同样只以官方背景浓厚的布鲁金斯学会为例，也没有就具体某个议程该学会的舆论渗透方式展开叙述，而只谈到了该学会现任领导人及其他几个专家的履职变化情况。又如，在谈到美国智库通过到国会听证会作证，同时影响国会议员和公众时，简单的谈到了1966年的富布莱特听证会等例子，引述了出席听证会的专家名单及听证会主题，却没有提到智库专家怎么现场说服议员特别是就议员和公众强烈抵触的某方面话题发挥说服作用等更可能引发读者兴趣的细节。
当然，这本书也不乏“干货”，第七章详细叙述了美国主要涉华智库在亚太地区安全、中美关系、中国经济问题三个重要议题上提出的观点，分析了这些观点的提出背景、智库专家的出发点和意图。第九章提出要建立中国特色智库思想市场的建议，也颇具新意。而在第十一章，书作者提出的提升中国智库核心竞争力建议（健全决策咨询法律法规，实现专家咨询制度的法制化；增强决策公示和信息公开力度；建立专家咨询劳务报酬制度；鼓励企业和个人对政策研究进行捐助等），也相当务实，具有较强的现实可行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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