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文 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执行院长
2015年3月29日，博鳌亚洲论坛2015年年会最后一天，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与上海社会科学院、博鳌研究院等几家智库联合承办了以“智库在决策中的作用”为主题的闭门研讨会。前澳大利亚总理陆克文、全国人大常委、外交部前副部长傅莹、IMF副总裁朱民、美国亚洲协会主席施静书和40多名来国内、国际著名智库主要负责人以及大学校长参与此次论坛。央视此前曾推测，这场智库论坛是今年博鳌的亮点之一，是博鳌亚洲论坛首次讨论智库作用与角色，也是自中办、国办推出《关于推进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的意见》以来的第一场关于智库建设的国际论坛。作为承办方之一，笔者个人感触最多的，是论坛传回来关于智库研究与思考的新动向。
三个需要重视的新问题
论坛主要分为两个主题：“国际智库的经验”和“中国智库的机遇和挑战”两个层面的问题。由于此前充分的沟通以及主讲人的高水平，整场论坛的层次与讨论质量相当高。许多结论性的观点也是相当值得重视的。
一是时代对各国智库的要求空前提升。大家普遍认为，目前各国智库界面临全球化加快、科技变迁和国际事务的即时性、多元化等21世纪的新形态。全球事务的扁平化使智库研究需要，更多地考虑来自国际上的各类变量，需要有更广泛的研究对象，既要聚焦在某个具体问题上深度研究，还必须要考虑来自国内外方方面面的不确定因素。技术变化的最大因素来自于互联网，网络的不断升级，迫使智库运营者需要更多利用互联网思维，既要运用互联网新技术进行信息采集、思想获取、研究考量，还要充分地运用互联网技术进行产品传播。
二是世界对中国智库的期待空前提升。大家普遍认为，智库建设遇到了中国有史以来最好的机遇。中国智库有了很好的基础，但是相比于国家崛起以及中国在世界上影响力的提升，中国智库需要更多地跟上决策参考对知识产品的需要，需要更多的与中国新地位相匹配。目前中国对外政策的新内容，如一带一路、G20等，使中国智库的研究内容、研究方法与运营逻辑出现了国际化的新机遇。国际新需求将会带动中国智库在阐述话语、国际交流与产品传播等领域更多的改变。
三是智库对支撑资金的数量空前提升。随着研究的深度、广度与调研成本的加大，以及综合人才与专项研究团队的需求量的加大，智库运营成本越来越高。此时，如何构建一个持续的资金来源，如何扩展资金来源的多元化，以及增强资金的透明度，是智库目前面临的新型挑战。
中国智库发展的普遍滞后性
这场博鳌15年来首场智库论坛上提出的三个重要问题，中国智库在先前并没有给予足够的重视，以至于在实际情况中出现了普遍的滞后。
从全球化的角度看，当布鲁金斯学会、卡内基和平基金会等美国智库均在中国设分部，并频繁举行重要研讨会时，中国智库走出去的进程还远远没有开始。目前，中国智库最多只是与国外智库的合作，在当地开一些小规模的研讨会。这些研讨会通常规模很小，影响力也有限。而在那些重要的国际峰会场合，很难看到中国智库人员的身影。相比之下，欧美许多智库的国际触角却相当广，他们一般以合作办会的方式，可以在五大洲同时办会，运用当地社会、媒体与政府的合作资源，在一些重要话题上最大范围地获得决策者的支持，扩大自己的国际影响力。换句话说，欧美优秀智库的个人与机构生产效率、国际视野与合作能力，要远远高于中国。
中国智库的互联网化水平也相对较低。中国智库学者通过互联网的数据收集能力与资料整合能力相对落后，以至于分析的前沿度远远跟不上互联网时代的需求。许多中国智库的网站都处于长期休眠状态，同时拥有微博、微信运营的中国智库还相当少。不少国外智库都已实现了互联网电话、视频与邮件群的国际会议，但中国智库学者对此仍然是相当陌生。在诸多重大问题上，欧美智库均形成了巨大的研究网络，但中国智库有时还存在着学术研究长期拥的通病：山头主义。互联网思维的最重要特征“开放性”，在中国智库界还没有形成风尚。文人相轻，而不是文人合作的状态，在中国智库仍然相当普遍。
对全球给予中国智库的高期待，不少中国智库学者也沌然不知，自我认识远远低于外界对其所认定的重要性。在许多关键性问题，中国智库的话语路径仍然是趋国内化的，缺乏国际化话语的沟通与传播，智库产品的英文资料也相当少。在研究课题上给予国际变量的考量，也相当缺乏。比如，目前中国最灸热的“一带一路”研究，大多数智库研究内容都处于空想性的、框架性的论述，对于沿线国家的情况、项目摸底以及风险评估，均缺乏实地的调研，这使得一带一路的研究充满了不确定性。更重要的，中国智库缺乏对海外智库观点的关切，对于沿线国家就“一带一路”的忧虑、主张的思考也相当少。“以自我为中心”型的研究，是目前中国智库研究产品无法获得更多国际回应的重要原因。
中国智库的资金运作也存在较大的困难。年预算超过1000万元人民币的中国智库屈指可数，一些民间智库的资金运作更是捉襟见肘。中国智库无法支撑成本高昂的调研，养不起水平足够高的研究人员，无法投入更多的成本进行国际传播，社会资本对智库的需求与供给也相当少。加之目前政治改革氛围相对敏感，智库的财务运作变得更加谨慎，这使得智库财务运营陷入了恶性循环。相比于美国优秀智库都处于“集团”作战、以大量研究助理为依托的水平，中国智库人员还是大量地存在着单打独斗、散兵游勇的状态。
智库改革需要执行、落实
博鳌亚洲论坛释放的信息，再次说明中国智库的发展仍然处于艰难的瓶颈期。尽管有中办、国办《关于加强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的意见》推出，但是，在文件在各个条款在执行与落实层面，仍然存在着各种不利的现象。中国特色新型智库的发展的机制性障碍，急待扫除。笔者在之前的专栏中，已经提过不少建议，在此仅就博鳌论坛的新动向角度提出几点看法：
从学者个人的角度看，智库学者还需要从前瞻性和针对性方面下更大的功夫。智库研究者应当成为学术研究圈子里最有家国情怀、最有问题意识、最有社会干预力的一批人。目前智库人员对决策解释性、论证性的工作，仍然大大多于智库的建设性、预警性的工作。智库学者需要通过自身的努力，提升在决策者面前的地位与公信力，还需要进一步加强对社会舆论、国际运行的塑造力、话语主导力。
从智库个体的角度看，需要有更多创新思维，引进更多超越学术界以外的人才进入智库运营的圈子，加强对媒体、政府与国际机构等的合作关系，就一些重大项目，采取专项研究、重点突破的方式，培养有国际视野的中国式智库领军人物，使中国智库能力建设和国内外影响力提升取得突破性的进展。
从国家政策的角度看，需要加强智库的财力保障，拓宽资金来源。对于要打造的高端智库，政府应承担起智库基本运行的资金，防止为了生存而走偏的现象。同时，应该推进《慈善法》尽早出台，鼓励社会各界给智库捐款。国外的智库，来自各界的捐赠占了其资金来源相当大的比重。我国应该借鉴国外智库筹集资金的经验，允许不同组织和个人给智库捐款，鼓励社会资本进入智库建设。对智库捐款的企业，国家要对其税收优惠，对于不是事业编制的智库，免征所得税。一流的智库需要一流的人才，对智库的高级研究人员，实行个人所得税返还，吸引高端人才进入智库工作。与此同时，建立智库定期公布资金来源制度。政府和社会要监督智库的资金来源，防止非法资金流入，也防止智库脱离应有的客观中立立场。
总之，面对新挑战，中国智库界都需要在研究内容、交流机制、运营方式和传播路径的改革落实与执行。在确保中国实现国家利益的同时，为世界做出更大的贡献。（欢迎关注人大重阳新浪微博：@人大重阳，微信公众号：rdcy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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