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智库的春天来了，如何避免“大跃进”？

中国智库的春天来了吗？

阳光是否充足？温度是否适宜？雨露是否丰沛？土壤是否肥美？中国智库是能够做到有序发展，还是会野蛮生长？

“重点建设50至100个国家亟需、特色鲜明、制度创新、引领发展的专业化高端智库。”2015年初，中办、国办印发《关于加强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的意见》后，恐怕没有人会怀疑智库春天的到来。这份官方文件同时极富前瞻性地提到要“加强统筹协调，做好整体规划，优化资源配置，避免重复建设，防止一哄而上和无序发展。”

要多元化，不要一哄而上

中国智库现在确实处在一个快速的发展期，可能与美国五六十年代有些接近，布鲁金斯学会约翰•桑顿中国中心主任李成在2015年4月21日清华-布鲁金斯公共政策研究中心举办的中美智库高层论坛上如此表示。

李成认为，国际、国内和人才三方面因素促使着中国智库的迅速发展，其中的关键词是多元。“中国要发展智库，也许独立性不是它追求的目标，至少在短时间内是这样，也许多元性应该是它追求的目标。”

中国与全球化智库理事长、《大国智库》作者王辉耀表示，就像中国当年搞多元化带来了经济市场的繁荣，如果在思想市场、政策研究市场引入多元化的话，一定也会带来繁荣，多元化对中国智库发展的作用不容小觑。

共识传媒集团总裁周志兴认为，短期内中国不一定能拥有像美国布鲁金斯这样的智库，但现在中国正在起步，中国有句话叫“有苗不愁长”，既然有了这个苗头，就有可能发展。

周志兴同时表示，多元化的概念不是很清楚，多元化有很多种。“一方面是智库形态的多元化，比如说有社科院的，有大学的，有民间的；另一方面是智库思想的多元化，有这样想的那样想的，这样说的那样说的。我觉得这些都是需要我们做的。多元化不应该只是形态的多元化，而应该是多种多样的多元化，很多多元化的集合。”

王辉耀也表示，多元化不应只是形式上的多元化，“要包括思想、形式、观点和探讨议题的多元化。”

李成提及王辉耀曾写过，假以时日，中国也会出现中国的布鲁金斯、中国的卡内基。李成表示，“我相信在未来十年二十年就会出现，但智库的发展需要一个过程，它不可能一下子就成为世界第一的智库或者世界最有名的智库，这需要一定的时间。”在这个过程当中，要学习他人的长处，学习他人的经验教训。

王辉耀认为，中国智库在进入快速发展的时期，需要注意的首要问题是，不能一窝蜂而上。“甚至有的咨询公司也说自己是智库，这样会把智库这个品牌做坏了。”王辉耀说，“我认为智库还是要跟公共政策有关的非盈利组织。如果要想盈利，那就是麦肯锡，就是波士顿咨询公司等，就不能称之为智库。”王辉耀建议，目前概念比较混乱的情况下，有必要做更进一步澄清。

在今年2月份发表在《联合早报》上的一篇文章中，中国全国政协外事委员会副主任、察哈尔学会主席韩方明对同样的话题予以了关注。

韩方明在文章中写道，“近两年来，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不仅多次出现在中央文件中，而且得到了国家领导人的直接关注，智库这一概念想不火都难。”“于是，便出现了‘一哄而上做智库，争先恐后赶时髦’的趋势”，以及某些“看似热情却多少带有些大跃进味道的势头”。

出谋划策，需要专业知识

布鲁金斯这场智库会议召开的十天前，在第十二期清华国际安全论坛上，清华大学当代国际关系研究院院长阎学通表示希望当天的讨论能够起到专业引领的作用时，也提到了“大跃进”一词。

阎学通说，“现在我觉得国际关系研究大跃进好像有点要来临了，各个单位都建立智库，所有大学都建立智库。我们人是比美国多，我们一定懂国际关系的人就比美国也多吗？想当年我们是建立的高炉多，但炼出的铁疙瘩是没有用的。今天也一样，写关于‘一带一路’报告的人很多，文章很多，但有用的未必很多。”

对于阎学通的这番话，当天与会的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原院长崔立如对澎湃新闻表示，“阎老师讲的那个（意思）我同意，实际上就是现在我们的能力还没有达到，我们对事物本身的了解，包括规律，认识程度其实还不够，然后我们就提出，甚至是马上要实现一些很大的目标。”

“（阎学通）他举那个例子很对，就像我们大跃进的时候，就是我们很多人对炼钢的基本规律都还不懂，就去炼钢，认为能炼出钢来，实际上炼不出钢来。现在国际关系很多问题，包括一带一路也是，我们并没有研究明白，然后很多人就开始在那里提政策建议，实际上那些政策建议差距还很大，而且这个规模又比较大，上的人比较多，所以就有点大跃进。”崔立如说。

据澎湃新闻在中国知网全文搜索“一带一路”，显示2015年的结果为6249个，2014年为3269个；在百度上搜“一带一路”的话，则出现807万个相关结果。

“现在中国崛起，国际地位提升，人们民族自豪感在上升，这是一个客观（现象），哪个国家都会如此。当人们的民族自豪感上升之后，就产生一种政治冲动，加上人们不具备国际关系的知识，所以就认为这是一个不需要知识就能做的事儿。”阎学通告诉澎湃新闻。

“国际关系这个专业，很多人认为它门槛又低，不像数学物理化学，必须得有基础知识。很多人就认为这有什么呀，是人都会，不认识字都会。政治冲动，加上对这个专业的毫无了解，导致了（什么人）都敢上。对国际关系这门知识一点畏惧心都没有。”阎学通说。

阎学通对澎湃新闻表示，“因为政府要建智库，不少人都认为自己能当智库，自己能为政府出谋划策，其实这对专业知识要求非常高。这根本做不到。没有几个人能够出有实用价值的政策（建议），一般人是做不到的。”

市场竞争，比行政手段好

在迎来春天的时候，中国智库如何既要多元化发展，同时又避免出现早年那种大炼钢铁的情况？

对此，察哈尔学会秘书长柯银斌回应澎湃新闻说，一个就是功能的定位，大家要不一样；在实现同一个功能时，大家的领域要不一样；在同一个领域里，大家的方式方法要不一样。“这三个层面的不一样加在一起，就不会出现你说的那种情况。功能定位，领域定位，方式定位，三个定位都很清晰，大家都不一样，是一个生态系统。”

共识传媒集团总裁周志兴则回应澎湃新闻说，“我认为你说那个情况，一定会出现，（智库）会大跃进式地涌现。”

但周志兴同时表示，“我觉得也没什么可怕，可以慢慢地调整，在实践的过程中，有的可能就被淘汰了，有的就被消化掉了，最后剩下的是好的。可能会有一些不好的现象出现，就是浪费了钱，浪费了时间，但是我想一个好的智库成熟，可能需要这一步。”

“如果现在国家就采取调控的办法，说符合什么条件才能办，你这个不许办，他那个不许办，也可能把很多本来可以办好的都扼杀掉了。如果在市场中、竞争中，有好的智库出现，可能比行政手段好得多。”周志兴说。

布鲁金斯学会约翰•桑顿中国中心主任李成回应澎湃新闻说，“我觉得中国智库的发展，目前最忌讳的是雷同。它必须要有自己的特色，我也同意周先生讲的，大浪淘沙，必定会把很多淘汰掉。实际上这也不是中国的问题，很多其他国家，包括美国本身也存在这样的问题。”

李成表示，更重要的问题是，怎么处理好人才的竞争和智库本身的（机制）建设（institution building）。布鲁金斯学会有一百年的历史，它人才可以走动，但布鲁金斯的品牌创造出来了，所以两者是互动的关系。在这种情况下，有些小的智库也许会做得很成功，但最终它应该建立（机制），智库（前途命运）不应该是仅跟个人相关联，而更多应该是长久的发展，能够有特色，能够有延续性，这取决于它的自身建设。

“（智库建设）这方面有很多新的变化，这是好事情，也是非常正常的事情，我觉得不能批评过多，因为这是早期必然出现的现象。”李成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