姚洋：没有高储蓄率不可能跨越“中等收入陷阱”

如果要跨越“中等收入陷阱”，没有较高的储蓄率和投资率几乎是不可能的。另外，可能还要加大对职业教育的投入，较低的教育水平对中国社会来说是非常严峻的挑战。

4月9日，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举办了《深化改革与中国经济长期发展》圆桌讨论会。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院长姚洋做了“中国如何克服中等收入陷阱”的发言。发言内容如下：

“中等收入陷阱”在我们国内已经有了很多很多的讨论，事实上，对于是不是有“中等收入陷阱”，大家还有一些疑问。从数据上可以比较明确地看到，的的确确存在着所谓的“中等收入陷阱”。要达到目前世界银行所制定的中等收入的标准，相对比较容易，因为这个标准只设定在1000美元的水平上。属于1000美元以下的国家，全世界只有20个国家。那么，达到高收入的国家有多少呢？当然这取决于如何定义高收入。世行制定的高收入标准是12600多美元，但是我认为这个标准低了一点，因为12000多美元的收入水平，只相当于美国人均收入的四分之一左右，即四分之一到五分之一之间，这其实是很低的收入。如果我们用美国人均收入45%来计算的话，那么世界上只有36个国家超过了美国人均收入的45%，也就是说，绝大多数国家属于中等收入阶段。 如果看数据的话，很多国家实际上是经历了几十年甚至上百年都没有跨越中等收入，所以“中等收入陷阱”的确是存在的。

那么，那些成功达到高收入标准的国家，对跨越中等收入阶段的过程有什么样的贡献呢？托尔斯泰曾说：“幸福的家庭都是相似的，不幸的家庭各有各的不幸”，那么，幸福的家庭有什么特点？

首先是高储蓄，高投资。 我们今天老抱怨中国的储蓄率和投资率太高，但如果要跨越“中等收入陷阱”，没有较高的储蓄率和投资率几乎是不可能的。第二，拥有较高的人力资源水平。 我们中国在这方面做得不错，当然还存在一些问题。第三，卫生状况和人力资源的状况较好， 特别是婴儿死亡率比较低，同时预期寿命比较高。第四，重视制造业的发展。 针对这一点，我认为中国和印度的对比可以清晰地说明问题的。具体来说，中国在1978年走向了工业化的道路，而且工业发展得比较快。当时中国的工业产值占GDP的总额40%，而印度只有20%左右。现在，中国的工业产值已经达到了45%左右，而印度只有30%左右。从我们的数据来看，印度人以为他们只要在世界的办公室就能成为一个发达国家的想法大概不太可能。因此，一个国家只搞服务业是不太可能成为一个发达国家的，特别是大国，因此必须发展工业。不仅搞工业化，而且工业化一定要深入，工业占比一定要高到一定程度。同时，要实现工业化与充分就业的良性互动，在就业方面要达到30%以上，并且持续的时间要足够长。 第五，重视出口。 那些成功的经济体的出口并一定很多，但是制造业出口一定是占大数，这一点也比较符合中国的情况。

除此以外，宏观经济方面较为稳定，没有恶性通货膨胀的问题。 这一点对于很多发展中国家来说是难题，例如拉美国家就没有达到这个要求。同时，既要保持稳健的财政政策，政府不乱花钱，特别是不要把财政货币化，即一手印钱一手发证券，也要维持政治上的稳定，防止出现大的政治波动。

最后一点是中国没有达到的，即所有成功的经济体都比较平等，例如台湾、日本和韩国，他们的经济系数比较低，然而我们的不平等程度是远远高于人均GDP的。 那么，这个不平等会在哪方面会阻碍国家成长？我觉得应该是教育。 低收入家庭对教育的投资相对来说比较少。就像我们现在看到很多农村的孩子，初中没有毕业就被招到沿海打工，他们现在的收入还可以，但事实上再过五到十年，也许他们的工作会被机器替代。另外，以他们的教育水平，他们的收入水平不可能随着我们的经济增长的速度在增长。因为按照我们人均收入的速度，大概是6%到7%的速度，意味着十年之后他们的收入要翻番，也就是说按照今天的价值预算，所谓的农民工的起始工资就要超过一千美元。但是发达国家的经验告诉我们，如果他们的教育水平达不到一定的高度，那么他们拿到这个工资是不太可能的。

事实上，中国农村的教育仍处于低水平状态。根据北大的调查统计，我国每年大概有2%左右的文盲，即到20岁了仍不识字。另外还有10%是读写有困难的，这是很大的一个数。总体而言，未完成九年教育的人中，大部分都是劳动力。因此，较低的教育水平对中国社会来说是非常严峻的挑战。但我们要迎接这个挑战。 所以我认为要想让中国成功跨越这个“中等收入陷阱”，可能要加大对职业教育的投入。 根据相关数据显示，中国对高职和中等职业学校的财政投入，是低于普高和职高的，只比我们小学的升学投入高一点，这显然是不可能培养出来好的工人。那么，政府应该在这方面加大一些投入，在我们的正规教育上向职业教育，职业院校倾斜一点。另一方面。政府可以划拨一笔资金给人社部来搞职业培训，以此来提高我们现在工人的教育水平，为我们国家的转型升级做好准备。